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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

《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一
碧血汗青

明朝中叶，东南沿海倭寇为祸，生灵涂炭，是为当时九边之外的又一大边患。
幸得当时武有戚继光、俞大猷这两大不世名将，而文臣如谭纶和胡宗宪等督抚大吏也都大力支持剿除倭寇，因此“俞家军”和“戚家军”两支精锐，杀敌灭寇，歼灭倭寇无算，东南沿海方得一时安定。时有漳人为民谣道：“戚虎俞龙，杀贼如土”（《防海辑要》），倭寇畏称戚继光为“戚老虎”，有明一朝则把谭纶和戚继光这一文一武合称为“谭戚”，以彰其功绩之彪炳。
而在谈论明朝倭患时，时常会提到一个明朝人叫汪直的，也称王直，大多称他为汉奸，指其为倭寇做向导为祸内地，所以寇害尤深。
但汪直此人的身份，实际上长期以来都是有争论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此人到底是海盗还是汉奸这个问题上。其实说他是海盗也是不太准确的，严格地说，汪直所部是一个势力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也就是明代历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海商”。海盗一般主要指在海上或沿海地区以抢劫船货、财物为生的武装集团，而汪直势力显然不是靠掳掠为生，缺乏海盗的普遍特征，因此更符合走私集团的定义，所以准确地说，汪直是个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
至于他是不是投靠了倭寇成了汉奸并给他们做向导入侵内地，这需要仔细分析，我们不妨就他到底是海商还是汉奸的问题来讨论一番。

一， 中日邦交和明朝的海禁

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起自于元朝，在明朝实行海禁后，其祸害程度逐渐达到顶峰。
在元朝以前的中日两国关系，自正式邦交以来，主体上基本是友好的。
中日两国之间的正式邦交，应该起始于三国时期。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卑弥呼遣使来华，魏文帝曹丕很是高兴，于是互赠礼物，并诏封其为“亲魏倭王”，对两位使者也都有封赏。日本其时颇依赖于中国，甚至国内有宗室纷争，亦要来华找曹丕分辨曲直，求为仲裁：“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三国志》）。而日本近年更出土了曹丕所赠之五尺宝刀及铜镜，器物上所铭年代与与《三国志》无异，由此可知记载不虚。
到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听信高丽人赵彝之言，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至元十八年两次远征日本，结束了两国自三国到唐、宋以来相对友好关系，开始了敌对状态，进而东南沿海开始出现倭寇。
为了对付倭寇，元朝先于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取消了市舶机构，并“禁商下海”，在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又重新恢复，至大四年再度取消。而日本政府也因为恐惧元军的再度入侵，因此加强海防，终元一朝不曾与中国来往。
到了元末明初，由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人所部多有水师，而他们在被朱元璋消灭后，部下颇有逃至海上在两国间以走私和海外贸易为生的，甚至后来的明建文帝，也有说是去了南洋，而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就有人认为是去寻找建文帝，并试图将其消灭以绝后患的。
于是朱元璋在消灭南方敌对势力准备北上灭元前，很担心南方敌对残余势力勾结倭人入侵沿海，因此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年、三年、五年数次遣使去日本交好，但日本这时正好处于南北朝交战时期，道路为南朝所断，朱明交好的意图未成，因此开始实施海禁政策。到后来日本南朝为北朝所并吞，有相当部分武士成为了为浪人，部分浪人则沦为了海盗，前来骚扰中国沿海。但因为此刻明军战斗力强盛，水师也堪称一流，外加日本也是战后百废待兴，所以倭寇属于零散现象，没有形成气候，为祸不算太大。
只是倭寇的出现，却使得明政府采取了一项重大的错误政策，也就是开始全面地绝对禁止民间海上贸易的海禁政策。
根据《明史》记载，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令关闭了“太仓黄渡市舶司”；七年，撤销自唐朝起就担负着海外贸易功能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官方海外贸易市场彻底关闭；十四年，“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此刻连素与明朝交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及文化交流了；十九年，废昌国县；二十年，强行将舟山岛及其他四十六岛（山）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二十三年，再颁“禁外藩交通令”；二十七年，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海外产品；三十年，再次颁布法令，禁国人下海通商。
为了加强海禁，彻底断绝沿海地区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朱明政府又在《大明律》中规定道：“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同时，对持有和使用、买卖海外产品的百姓和商人，也实行了严酷的制裁。如前所说于洪武二十七年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番香、番货等物一条，就有对应的制裁政策：“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发边卫充军。”
而在日本，当南北朝混战结束整个社会恢复到一定程度后，便开始感受到了明朝海禁带来的影响，尤其是高、中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的严重缺乏，让幕府和各大名以及上层社会深感不适，而丝绵、棉布、铁器、茶叶、药材等大量的生活用品及物资的的缺乏，也给百姓生活带了极大的不便。因此在应永九年（公元1401年），后小松天皇遣使入明朝上表，这是明朝开国后日本第一次递交的正式表文。
在明成祖朱棣，也就是永历大帝即位后，日本又再次派遣派使者来华，成祖也派出了左通政赵居任出使日本，并发给日本政府“本”字勘合一百道，“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明史》），同时令日本禁止倭寇骚扰我沿海地区，这就是所谓“勘合贸易”。
事实上勘合贸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而是一种朝贡性质的交换行为。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朝，在收到日本等国送来朝贡品后，多以几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以及物品回报，“诏日本十年一贡”，也表明了这一贸易的性质。由于勘合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短缺的局面，所以在永乐初期两国关系的发展还是比较良好的，日本政府不但几次进贡，甚至还将抓获的倭寇送交明朝来处理：“明年十一月来贺册立皇太子。时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王发兵尽歼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帝益嘉之，……而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之。使者至宁波，尽置其人于甑，烝杀之。……五年、六年频入贡，且献所获海寇。……八年四月，义持遣使谢恩，寻献所获海寇，帝嘉之”（《明史》）。
只是这么小的勘合贸易数量，并不能完全解决两国贸易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为了争夺和明朝的贸易权，两个日本使团还在中国爆发了一场“争贡之役”，并因此在沿海地区引发了一场小骚乱。
而有贸易需要的也并不只是日本一方，当时中国南方地区对出口贸易的需求也相当迫切，所以虽然两国政府都严加镇压，但两国走私集团以及倭寇的活动还是加剧了。明朝政府曾因此向日本政府问罪，而日本的日向、大隅、萨摩三州刺使岛津腾存忠，也派遣使者奉表来明告罪，但指出倭寇并非是日本政府支持的，属于民间犯罪行为。
此后，由于日本本土开始进入战国时期，将军和天皇已经不能对各地大名甚至土豪有实质上的控制，因此，部分大名和土豪乃至寺院，都开始悄悄在两国间进行走私活动。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故其船队多有带武器以防备官军抓捕，因此这其实是武装走私。但是，其中也有部分失去了藩主的日本浪人，甚至一些比较贫困及势力弱小的大名、土豪、寺院派出的船队成员，见明朝海防松懈也开始乘机掠夺财物船货，成为了海盗，也就是倭寇，不过这是一种主体是贸易，间杂抢掠行为的倭寇，因此规模不大，也没有形成职业集团，。
说到明朝海防松懈倭寇乘机掠夺沿海这个问题，如果从根本上来看，这还得说明朝政府的不是，至少是因处理不当而导致。
在明洪武十九年时，朱元璋下令废昌国县，二十年又强行把舟山群岛等四十六岛（山）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但据明范表的《玩鹿亭稿》道，当时浙东沿海向无海盗，渔民们也遵纪守法以出洋打鱼樵柴为生，还没有进行海外贸易。
而明政府这一强行迁徙计划，虽然先不过四十六岛（山），但由于这些大岛屿承担着交通枢纽和市场、补给等作用，在失去了这些重要生活补给场所后，导致舟山群岛大小数百岛屿相继被弃，可这些岛上房屋、道路、水利等生活甚至军事设施却都一应俱全，放弃这些岛屿客观上给走私集团以及海盗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极好的温床，所以即使没有倭寇，也迟早会有安南寇、满剌加寇、佛郎机寇等等海盗出现。事实也证明，最后倭寇之乱的顶峰时期倭寇们在东南沿海落脚的据点，正是这些被明政府强行废弃的岛屿。如果这些岛屿当初不被废弃，居住着大量百姓并部队驻扎，倭寇们要想在沿海地区找个隐蔽而可靠的落脚点，可以说是很困难的。而现在随便找个岛屿就可以马上入住，连建设都不需要，又由于完全没有明军和百姓存在，所以相对很隐蔽，几乎没有情报外泄的担忧，这又怎么不叫他们欣喜若狂呢。
事实上后来明军在剿灭倭寇时，一直对倭寇的动向掌握困难，在沿海地区疲于奔命，是与此有着直接关系的。
为了“海禁”这个“片板不许入海”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朱明皇帝和政府以及那些所谓的国家精英、清流大臣们，强行毁掉了本国数以十万计的百姓家园，花费莫大的费用，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损失惨重迁入内地，可结果却是给海盗和倭寇造就了便利条件，这可真是狠狠地自己抽了自己一个脆响的大嘴巴。
众所周知，在明嘉靖、万历年间的中国南方，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当时主要的工商业，是丝织业、棉纺织业、陶瓷业、冶金工业，另外则是茶叶和药材等行业，可类似丝织业这样的高、中档消费品国内市场并不是非常大。在一定的生产力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市场，生产方式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江南之所以早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当时民间海外贸易的大规模兴起有着极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正是十五世纪后欧洲各国新航路的开辟，才导致了它们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譬如当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流动时，它所经过的地方必然发生下述现象：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投机活跃。传统的经济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而这却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国家阶级关系的变化，因为在价格革命中，受损害较大的有两部分人：一是按传统方式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地主，他们的实际收入因货币贬值而减少，陷于贫困破产；二是城乡雇佣工人，由于他们处于被雇用的地位，而国家为保护雇主的利益，则一再颁布限制提高工资的法令，致使工资的增长幅度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
因此，在价格革命中获利最大的是商品生产的经营者，如手工工场主、资本主义农场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场的新贵族，还有缴纳定额货币地租的富裕佃农。
对英法等国家来说，价格革命还替他们初步理顺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时期的价格体系。因此，在英法等国内经济体系能够较顺利地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国家里，价格革命有力地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所以，恩格斯才在《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中这样说道：“航海事业根本是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而当时的朱明王朝，虽然拥有郑和下西洋那样强大的航海能力，却在此后反其道而行之，严厉打击中国本土海洋经济的发展，固执地继续着“重陆轻海”、“重农抑商”的祖训，就此扼杀了中国走向海洋、发现新世界的可能。
在一个崭新的“大航海时代”面前，面对海洋经济，中国历史在朱明王朝手上被强行扭转船头转了个U字弯。

二，“巨寇”汪直

汪直（又作王直），正是那时亚洲最大的民间航海贸易集团首领，同时与其并称的还有许栋、徐海等人。
汪直是徽州歙县柘林人，又称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明史》称汪直，黄宗羲则称其母为汪妪：“直，歙人，母汪妪”，而汪直之侄与义子也均姓汪，因此汪直似应该姓汪不姓王。
汪直出身应该比较穷苦，《筹海图编》说他“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则道其成年后，先与徐惟学等人做盐贩，但后来以为“国中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于是和叶宗满等人南下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海商生涯。
这是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的事情（《三朝平攘录》）。
嘉靖二十一年，汪直首航日本成功。然而，在明朝海禁政策下，汪直等人“往来互市”的海外贸易，显然是违法的。而汪直这个时候势力还不大，因此当他在得到了当时的最大的海商，他的同乡歙人许栋之帮助后，于嘉靖二十三年率领千人之众加盟许栋集团。在此期间，许栋集团以浙江宁波的双屿为基地，不断发展其海外贸易，汪直开始担任其“管库”，后来又转“管哨”，内外兼理，成为许栋集团的重要人物。其时，汪直“止载货往日本，未尝引其人来也。”（《筹海图编》）
一直以来包括史书上，大多也把许栋归为倭寇，但却往往只说其“诱倭”等等，并不见具体情形。事实上根据《闽书•岛夷志》的记载，一直到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4年)，许栋“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仅以这三个日本人，而且很明显是到双屿来和中国互市的日本商人，来指其为倭寇，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这是我们在看待明朝倭寇时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有明一代，基本上都把海盗及沿海地区与明政府对抗的武装集团概称为“倭寇”，事实上这是相当不严谨和含糊不清的，许栋集团就是个最明显的例子。许栋兄弟早年入赘马来，可以说算是半个马来人，而他的主要贸易伙伴则是葡萄牙和南洋一带商人，如马来、越南商人，日本和他的贸易以及合作时间都相当短，而来往人数也很少，根据记载，他在被击败以后想远遁的正是马来而不是日本，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满剌加”，因为他是入赘那里并从那里起家的。
事实上当时在这一地区最大的海外势力，乃是葡萄牙人而不是日本人。据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远游记》记载，自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葡萄牙人就在双屿和浯屿两处建立了较固定的“临时居留地”，在那里搭棚交易、存栈、过冬，并建有堡垒房屋，当时在双屿驻扎有1200多葡萄牙人，浯屿则有500多人，而《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对也当时的贸易状况有着这样的记载：“佛朗机（即葡萄牙）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东、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甚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可见当时那一带最大的海上外国势力是葡萄牙人，而不是倭人。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以“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又因为许氏集团与当地政府发生了武装冲突，开始对双屿发起攻击。明军“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许氏集团部分头目以及和他们进行贸易的坐商“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筹海图编》），后来又在海上“俘日本国人稽天，许栋亦就擒”（《明史》），自此许氏集团被消灭，而汪直集团则开始兴起。
不过，实际上朱纨攻破的确实不是海盗窝，而是个商港和贸易集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双屿港被破后，自四月七日被破到五月十日这一个月时间内，先后到达的各国商船竟达到了一千二百九十余艘之多，最后以双屿港被朱纨下令用泥土彻底填塞使其不能启用而告终。
幸好，来的都是是商船，如果双屿港真是海盗和倭寇基地的话，那么这一千二百九十多艘装备了各式新式火炮和武器的“海盗倭寇”船，恐怕只要一次就足以把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全部荡平。
据《明史》载，次年朱纨在福建又捕获了和葡萄牙人交易的九十六名违反海禁政策者，据他说罪名是抢劫，所以不予申辩就将他们全部斩首：“其年三月，佛郎机国人行劫至诏安。纨击擒其渠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复以便宜戮之”。
先是朱纨严格实施海禁时，民间以及部分士人就反弹极大，“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因此当朱纨斩杀九十六人后，随即就被御史陈九德“劾纨擅杀。落纨职，命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按问。朱纨闻之，慷慨流涕曰：‘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圹志，作绝命词，仰药死。二十九年，给事汝祯、巡按御史陈宗夔还，称奸民鬻贩拒捕，无僭号流劫事，坐纨擅杀。诏逮纨，纨已前死。柯乔、卢镗等并论重辟。”
因此，关于这一事件明政府最后的官方结论，是“奸民鬻贩拒捕，无僭号流劫事，坐纨擅杀”，也就是说官方调查也认为是百姓违反海禁政策私下进行海外贸易，而和明军的冲突则是因为“拒捕”，不存在所谓的葡萄牙人、闽人“僭号流劫”事情。
其实这个事件的真相是，在嘉靖二十六年，被葡萄牙人逼债的许栋、旺直，联合福建海寇林剪一伙，抢劫了一直赖帐不还并威胁要告发他们的余姚县谢氏家产以抵债，而颇具势力的谢氏则勾结官府向上报称倭寇来袭，因此震动朝廷，最后酿成双屿被破，福建九十六人被朱纨抓捕斩杀的海禁大案。
平心而论，朱纨是个很称职的好官，站在他的立场上，他的行为无可指责，他尽忠职守最后甚至慨然以死明志，一心就是要为朝廷靖海，颇具气节和人格魅力，实可称是一个大忠臣。但悲剧在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却是个错误的逆潮流政策，朱纨的死，绝不是他一个个人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政府的悲剧，所以此后还继续发生着这样的悲剧，譬如胡宗宪、俞大猷、卢镗等人，甚至于汪直也是，无非形式不一样，但根源却是一样的。
汪直在接手了许栋残余势力后，将贸易基地转移到了定海的烈港，也就是烈表山。
此前汪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首领，即使他自己做航海贸易的时候，也是和人合伙的，一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成为了一个首领。而从他成为一个首领的时候起，他就开始显示了与其他海商不同的特性。
他和一般的海商不一样，虽然他也有一样拥有武装力量，但是他却一直在与明政府接触谈判乃至合作，试图说服明政府开放海禁，从而取得合法进行海外贸易的身份，而不是一味地和明政府进行敌对行动。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一股海盗卢七集团抢劫战船，攻击杭州江头西兴坝堰，劫掠妇女、财货。浙江的海道副使丁湛以“拿贼投献始容互市”为条件，要汪直前去剿灭卢七集团。结果双方一战下来，汪直缴获船只十三艘，消灭千余人，俘虏七人，并将他们解送至定海卫交由明军处理，还解救出被掳去的妇女两名。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另一大海商陈思盼，将带船二十艘前来加盟他的海商王丹杀死，吞并了其船队。其时陈思盼集团势力相当大，当地明军不能与其相抗，而且连汪直这样比较大势力的海商也一样经常被其抢劫，更不用说其他小海商了。由是海道副使李文进命宁波府通判唐时雍、把总张四维前去和汪直商议，希望能合力消灭陈思盼这一实际已经是海盗的海商集团。汪直遂与原来属于王丹的陈部取得联系，以海道官兵、宁波慈溪县柴美德家丁数百人为外援，里应外合发动攻击，烧毁大船七艘，小船二十艘，俘虏一百六十四人，解救被掳妇女十二名，全部押解至海道副使丁湛处。而陈思盼部下外出船队在回来后，则全部投靠了汪直。
同年，汪直再应宁波府通判之请，消灭了盗贼陈四集团。
至此，从规模上讲，汪直已经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从事航海贸易的海商集团，“凡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舡主’。……威望大著,人共奔之。……边卫之官,有与柴德美通番往来、五峰素熟者,近则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玩鹿亭稿》）。
在这样的情况下，汪直再次向朝廷提出了要求开放海禁允许互市的要求，以“杀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筹海图编》）。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另一股大海商，原来汪直的部下徐海自日本来到烈港，但和他随行的倭人却抢劫了汪直的船货，畏于汪直的声威，徐海被迫离开了烈港。
而这个时候，大约万余名福建漳、泉海盗联合倭寇又进犯舟山群岛。当时东南沿海的海盗大多为福建人，其他地方人氏颇少从此业者，其中又以漳、泉人为多，朱纨的笔记里黄绾所做的序道：“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
明海道副使李文进闻讯，遂又一次派出了汪直的老熟人，以前和他合作愉快的明军把总张四维，要求再次联合行动剿灭倭寇，双方一拍即合，最后击破一股倭寇，俘获倭寇海船两艘，但是倭寇多处登陆，其他地方被荼毒的不少。
通过类似的一系列和明政府合作的大规模打击海盗、倭寇的行动，汪直终于得以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的互市要求。汪直船队的互市开始为沿海的部分明政府地方官员所默许。于是在舟山定海关，他开始公开主持互市贸易，在这样一个双赢局面下，一时间只要江浙海面上的商船挂着汪直的五峰旗号，便可往来自如，即无遭劫之忧，也无被官府捉拿之虞。
然而好景不长，汪直取得的并非是明中央政府的允许，而只是部分地方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而默许他进行互市，因此在明中央政府以及另外一些反对开放海禁的官员们眼里，这依然是违禁的、可以杀头的严重犯罪行为。
所以当一直在北方防备蒙古入侵，和汪直毫无关系的山东巡抚王忬转为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提督军务后，就立刻调来了抗倭名将俞大猷等人，又上奏释放了在朱纨邀杀互市商人一案中被下狱的大将卢镗，命令他们率军前去突击汪直，相持一段时间后，在一代名将俞大猷的打击下，汪直损失惨重，最后突围而去。

《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二 碧血汗青 三，大唐来的“五峰舡主” 汪直也许是意识到了在东南沿海的安全系数并不高，因此开始在日本的萨摩的淞浦津（今平户）以及附近五岛列岛一带建立了基地。 这里要提一句的是，汪直在日本萨摩洲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日本的《大曲记》就这样说道：“道可君（松浦隆信）系福禄、武运具昌之人，故有五峰者自大唐至平户津，于今之印山旧址建唐式宅而居。用其所长，而大唐商船不绝于途，甚至南蛮黑船亦初泊平户津。唐与南蛮之珍货年年充盈，京、界诸国商人亦云集于次，有西都之称。”把汪直的到来，看成是当地城主贤德的象征，这个恭维不可谓不高。 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汪直甚至可以算是结束日本战国混战局面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如果没有他，恐怕日本至少还要再多乱上一段军阀混战的时间。根据日本《南浦文集•铁炮记》的记载，在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汪直从暹罗带着三名葡萄牙商人抵达了日本九州南方的种子岛，正是通过汪直的推荐、介绍和翻译，种子岛岛主时尧才从这三名葡萄牙人那里购买并引进了西洋火枪和弹药的制造技术，这就是在日本赫赫有名的“铁炮”。随后这种火枪和弹药的制造技术很快在日本流传，最后为日本战国天才霸主织田信长认识到了其划时代的意义，他后来消灭号称战国第一的武田骑兵军团时使用的武器，就是这种铁炮，并从此开始了日本大兵团作战使用火枪的时代，也成就了他的一代霸业。 而这个时候的明朝政府，却对葡萄牙人带来的武器还保持着怀疑态度，并且因为海禁政策而拒绝和对方进行正常交易，最后获取这些武器的渠道是居然是“缴获”，并因此也没有得到其制造技术，所以后来一直到明末，仿制品“红衣大炮”炸膛现象还比比皆是，以至士兵们视发炮如死路，发展到要长官骑在炮上才敢开炮。有明一代的火器质量最好的，就是从“佛郎机”人那里“缴获”来的，所以数量极少。 实际上，不但只是汪直在日本建立了贸易基地，长期以来相当多海商和汪直的部属，都在日本落了脚：“闽光徽浙无赖奸民，潜匿倭国者不下数千，居民巷街名大唐”（《筹海图编》）。汪直甚至还占据了淞浦津，在那里开国任命官吏，《借月山房汇抄•汪直传》：“僭号宋，自称曰‘徽王’，布置官署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地皆其指使”。 这里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汪直投靠了日本人，而是日本人投靠了他，或者说他实际占领并控制了这些地区和居民：“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地皆其指使”，按照现在某些人的标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汪直部下的那些日本人，在日本大约是可以算得日奸的，因为他们投靠了一名外国人，并且在为这个外国人卖命。只是汪直在日本人眼里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不但是个诚实的商人，而且信誉好有文化极具风度，还为他们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最新的科技，因此即使仅仅是汪直的到来，都可以算是证明他们的城主福分的一种表现，又怎么可能要求他们这样去看待被汪直所雇佣的同胞呢。 不少人把嘉靖三十一年的“壬子战争”，看成是汪直被俞大猷突击后发生的报复行为，书称汪直船队蔽海而来，入侵的有上百艘巨舰，其中颇有日本人。而《明史》则又道：“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未几，忬改抚大同，以李天宠代，又命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乃大征兵四方，协力进剿。是时，倭以川沙洼、柘林为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贼夺舟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攻德清县。五月复合新倭，突犯嘉兴，至王江泾，乃为经击斩千九百余级，余奔柘林。其他倭复掠苏州境，延及江阴、无锡，出入太湖。……而官军素懦怯，所至溃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颠倒功罪，诸军益解体。经、天宠并被逮，代以周珫、胡宗宪。”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壬子战争”期间汪直所部并没有入侵内地，入侵内地的乃是福建海盗和倭寇，而次年闰三月来的则是在嘉靖三十一年已经和汪直反目的旧部——徐海、陈东、麻叶等人。 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漳人沈门（沈南山）、潮人林国显引海盗以及倭寇万余人入侵浙江沿海。汪直受明海道副使李文进邀请，和明军把总张四维击破一股倭寇，俘获倭寇海船两艘，然后就带领人马在定海主持开市，如记载中所说：“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其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待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此处也只是说他在定海“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因为默许他互市，明的一些地方官吏没有对他开市进行干预。 但随后在七月，汪直的互市基地被抗倭名将俞大猷率部突击，他在突围后直接去了日本，此年并无深入内地。之所以一直说是汪直入寇，乃是因为五月入侵的万余漳、泉海盗和倭寇在多处登陆，尤其是当时的黄岩被破，使得部分明官吏疑心前往那里协助明军消灭倭寇的汪直并不想真正消灭倭寇，而是在勾结倭寇为盗，所以便把此年的倭寇入侵也归咎于他，并把此事颠倒顺序，略过汪直和明军的联合作战以及战绩，说汪直为报复被明军袭击而引发了入侵，这就是指汪直为报复明军袭击的“壬子战争”或者叫“壬子事变”的过程。其实要搞清楚这点并不难，只要看一下时间顺序就可以，不需要太复杂的工作。 而至此，汪直一案中另一位重要人物也终于登场了，他就是《筹海图编》作者的上司——浙江巡按胡宗宪。 四，胡宗宪经略 胡宗宪，字汝贞，安徽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和汪直算是安徽同乡。他也许因为是安徽人，对当时的徽商和苏、湖商团比较了解（明清社会史研究学者唐力行先生在其专著中对徽商活动进行了详细研究，曾经提到了这一点，其中还包括汪直等人的行为，他亦视汪直为海商，并详细论述了徽商和江苏、杭州一带商人的关系和异同），所以对海上贸易是持支持态度的，也支持开放海禁和互市。 胡宗宪上任后，是支持俞、戚等人打击倭寇的行动的。但在当时的朝廷中，也一直存在着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和反对开禁两种意见，并且僵持不下，胡宗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建议朝廷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同时着手招抚汪直的行动。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胡宗宪派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两人出使告谕日本政府，同时和汪直及其养子毛海峰在五岛接触，汪直当时所部有毛海峰及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占据五岛列岛，又被呼为“老船主”。胡宗宪与汪直是同乡，此前又把他的母亲和妻子自金华狱中提取到了自己府内，资给甚厚。 汪直自起事以来，其目的始终是希望朝廷开放海禁，现在得知母妻无恙，又得知胡宗宪想招抚他并许愿可以互市，因此陈述前事缘由道：“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筹海图编》）《明史》中对此也是一样的说法：“俞大猷绝我归路，故至此。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但日本国王已死，各岛不相摄，须次第谕之。”于是他派遣养子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互市事宜：“（陈）可愿还，言至其国五岛，遇汪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其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萨摩洲者，虽已扬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明史》） 胡宗宪在见到毛海峰后，大喜，颇厚待之。汪直和胡书信不断，并命令毛海峰为明破倭寇。毛等人率军“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又于海上侦察其他海商、倭寇如徐海等人的动向，为明军耳目，最后明军赖此大破徐海：“以徐海入犯来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萨摩二岛倭分掠瓜洲、上海、慈溪，自引万余人攻乍浦，陈东、麻叶与俱。宗宪壁塘栖，与巡抚阮鹗相犄角。会海趋皁林，鹗遣游击宗礼击海于崇德三里桥，三战三捷”（《明史》），正是依赖了汪直的情报和其部下“愿杀贼自效”的一系列配合作战，最后才使“两浙倭渐平。” 有很多人指汪直为倭寇以及海盗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说徐海、陈东、麻叶、大隅岛主弟辛五郎等人都是他部下，事实上这显然是错误的。 徐海和其叔徐惟学与汪直是旧识也是其部下不假，但当他们入侵内地时，早已不是他的部下了。 先不说上面列举的汪直和明军的联合行动以及《筹海图编》和其他资料中的记载，只是和徐海一起的倭寇，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还于汪直在明朝的互市贸易基地烈港抢劫过汪直的船货，徐海也是因此才被迫离开烈港不能参与烈港贸易的。而《明史》说胡宗宪消灭徐海时，更以汪直与他谈判的书信去威胁徐海，以至徐海听说后大惊失色道：“老船主亦降乎？”于是才“意大动”，最后终于使得这几股人马全部在内讧中覆灭。而嘉靖三十二年的入寇，《明史》也明确记载是“徐海、陈东、麻叶等巢柘林、乍浦、川沙洼，日扰郡邑”，并没有提到汪直入侵。这些都可证实他们非是汪直部下，而是另外独立的几股势力，嘉靖三十二年的入侵也和汪直无关。 汪直的目的，一直都是希望能开禁互市，所以倭寇、海盗的猖獗对他并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其年在烈港开市贸易时，他的船货还被以前的部下徐海带来的倭寇抢劫而遭受了损失，因此他和徐海及徐惟学叔侄两人反目为仇，徐海也自此被迫离开烈港基地。 徐海和其叔徐惟学与汪直反目分道扬镳后，开始真正独立成为另一股强大的海上势力，所以才有后来汪直命毛海峰向胡宗宪报告徐海入侵动向之事，实际上有据可查的是，《明史》所载之三十二年汪直勾结倭寇大举入侵事件，乃是徐海为了报复其叔徐惟学此前被明军所杀而独自发动的战事，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也是直指嘉靖三十二年的大规模入侵是徐海等人所为，和汪直毫无关系。 但是由于当时把沿海所有的以武装对抗明政府的势力，都被称为“寇”或者“倭寇”，而汪直势力又是其中最大的一股，因此很容易把徐海等人的所为全都一古脑全扣在曾经是他们首领的汪直头上，可事实上即使是《明史》对当时各地战事的记载中，也一直没有出现汪直的身影，出现的始终是徐海、陈东、麻叶、辛五郎等人，因为这期间汪直确实没有踏进内地，而是在日本萨摩交游于权贵、大贾之间。 这些从汪直被下狱后的自供上疏，以及一些明大臣的意见中都可以看出。 汪直在被捕后于狱中的的自供里，就这样写三十二年徐海入侵的经过：“连年倭贼犯边，为浙直等处患，皆贼众所掳奸民，反为响导，劫掠满载，致使来贼闻风仿效，纷至沓来，致成中国大患。旧年四月，贼船大小千余，盟誓复行深入，分途抢掠；幸我朝福德格天，海神默佑，反风阻滞，久泊食尽，遂劫本国五岛地方，纵烧庐舍，自相吞噬”。 而在汪直死后，明朝著名的科技领军人物徐光启也说他从没有入侵内地，并为他的死鸣不平道：“王（汪）直向居海岛未尝亲身入犯，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 由此可见当时汪直确实没有参与入侵，因为他的自供如果与事实不符，那么即使胡宗宪会维护他，王本固、俞大猷、卢镗等人也是绝不会坐视不理不戳穿他谎言的，况且他这个自供还是在王本固的监狱里写的。而当时人以及一般的记载也是只要提起倭寇，大多就直接把他们当成汪直的手下，包括《明史》在内，在这个问题上都含混不清不甚严谨。 胡宗宪的幕僚，当时对日本和倭寇、海盗研究最权威的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曾这样说道：“富而淑者或登贡舶而来，或登商舶而来。凡在寇舶皆贫与为恶者也”，又说“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言做客回矣。……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为倭也”，又在《江南经略》中道：“凡海贼一起陆地之贼趁机窃发，所谓土倭子是也”。 郑若曾这里所言的“真倭甚少……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和前面提到朱纨笔记的序中记载说：“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的说法，是符合一致的。 由此可见，当时东南沿海最猖獗的海盗实际是福建的漳、泉海盗，而陆地上的一些武装抢劫团伙，也因为“倭寇”的出现而被笼统地归为“倭寇”，甚至包括葡萄牙人也一样被朱纨和当地官府称为“倭寇”。从这里还可以发现，海商们之所以会被视为寇，很大原因是他们在贸易时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即：“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所以即使承认他们“非尽为也”，但也由于他们以武力来对抗明政府的这个特征，所以最终的冠名依然只能是“寇”。 至于其中的“倭寇”，如亲身参与平倭的郑若曾所言，一股倭寇中“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言做客回矣”。从这里可以知道几个问题，一是真正的倭寇人数很少，二是即使是真倭寇，在其国内也是不敢大肆声张的，权贵大贾和良民都是以商船和贡船形式来中国，只有那些“贫与为恶者”才来为寇。 这样一来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如前所言，汪直在日本的声望和地位都相当之高，结交来往的都是权贵大贾，包括地方大名和城主，很受人尊敬。而以他如此庞大的势力和名望，不可能受制于那么少数几个即使在日本国内也被视为罪犯而要躲躲藏藏的倭寇。如果再联系后来他说可以在他控制的五岛地区内征兵“以夷攻夷”消灭倭寇这个话，则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汪直并不受制于倭寇，实际是他控制了日本的五岛地区，包括对那一带居住人口的控制权。 而长期以来言之凿凿说是他勾连的倭寇“助、才、门多郎”这几个，其实是商人，《闽书•岛夷志》就讲的很清楚，许栋、汪直于嘉靖二十四年“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市”的意思很清楚，无许再多言了。 不过汪直手下肯定是有武装日本人的，但充其量只是其在日本往来行走达官贵人之间而雇佣浪人保镖以及船队成员而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熟悉日本战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等级制度之森严远过于中国，即使如丰臣秀吉也一样因为出身于农民而一直都被各大名和传统贵族们看不起，而要汪直这个外国商人带着日本罪犯或者无赖、贫民去行走豪门，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于天方夜谭，所以他在日本雇佣的本地护卫，就只能是那些没有藩主的武士，也就是所谓的浪人才可以，不然他根本无法进入日本上层社会的大门，更不用说取得如此之高的声望和地位了。而他船队中雇佣的日本人，明大臣范表在《海寇前议》中说汪直船队在日本有“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谓是被“哄带”来的贫穷之人，且称之为“奴”，这些人在船队中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因此，没有一处记载能证明日本人在汪直船队中具有领导地位，甚至连具备一定指挥权的小头目也没有。汪直船队的重要头领，一直都是清一色的是中国人，而且大多是他的同乡和亲属，如前期包括徐惟学、徐海叔侄，以及叶碧川（宗满）、王清溪（汝贤）、义子毛海峰以及他的侄子等人。 因此，这些都是在看待倭寇、海盗、海商和汪直等人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不能仅仅因为徐海曾经是汪直部下，就把早已经和汪直分道扬镳乃至敌对，最后在汪直的协助下才被消灭的徐海集团所为，都扣在汪直头上，也不能凡是倭寇和海盗的账，全都要算到汪直头上。 但是汪直所部，确实是和明政府在进行对抗的武装集团，而且他们人数众多船队规模庞大，又是多股部队在活动，如果说其中部分成员有掳掠行为，这并不值得奇怪。毕竟这是一群提着脑袋跑海的人，如果被抓住随时会被砍头，而其中更有相当部分的雇佣军和赤贫人员甚至罪犯，因此在这样的人员构成的武装势力中出现这些情况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汪直势力从事的海外贸易，在当时原本也是“违法”行业，他们是当时的“违法”武装集团，因此不能以政治势力的高度去要求他们，他们的本质，就是一股为了商业利益而采用武力和政府对抗的武装势力。而汪直本人主观上也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的，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其制定的船队规则中有一条就是不得擅自上岸，违者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 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汪直和他的船队绝不是靠烧杀掳掠为生的，这和“海盗”和“倭寇”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无论从什么样的记载中，都可以知道汪直船队的主要生存手段，是进行海外贸易和互市，且汪直进行海上贸易的收入远远大于抢劫，风险又远小于抢劫，抢劫伤亡和战果的不确定性巨大，他实在没必要为了钱财而进行武装抢劫。而看的他的武装行动，基本都起于对明政府围剿行动的反击，以及对明地方政府的威胁，其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开放海上贸易，取消海禁。 而汪直本人又确实在不断地努力，和明政府反复进行谈判，一直试图和明政府达成开放海禁的协议，从他当上真正的船队首领那天起，他就在追求这个目标，甚至于他的被捕也是因为他相信明政府会招安并同意互市而导致的，即使在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杀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这个追求。 所以单只从这点来说，汪直势力就既不具备典型的海盗特征，也不符合倭寇的定义，而更符合海商的特征。

赵无眠

赵无眠：没有大清朝，何来大中国

——一个由外来政权创造的历史奇迹　

　　一个王朝倾塌了。这个世纪一开局，它就呈现一派行将崩溃的败相：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赔款求和，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革命党接二连三发动起义，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江山社稷落在隆裕太后和三岁小皇帝宣统这一对“孤儿寡母”手上……。更早些，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捻回之乱、中法安南之战及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这个王朝的气数就几乎已被消耗殆尽，只等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降临了。事实上，它能够硬撑着拖一副迟滞的脚步，走到这个使人类社会发展最快、改观也最大的二十世纪来，而且竟还摇摇晃晃地继续走了十来年，本身便是一个奇迹。

全部罪责由末代王朝承担

　　应该说，在中国历代王朝的结局中，清王朝的结局是最为幸运的。虽说是一场革命，却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流血征战；虽说搞了点宫廷政变，却也没有大动刀兵，闹到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虽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最后却也咸与共和，－－除了外蒙，－－基本上保持了中国的完整，没有重蹈“合久必分”的覆辙。退位的皇帝还享受极为优厚的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这也算是“史无前例”的：皇帝尊号不废，仍居宫禁，每年享受政府津贴四百万元，王宫世爵“概仍其旧”。直到辫帅张勋进京唱了一出复辟的戏，才被日后的冯玉祥作为藉口，派兵把逊帝从故宫大院里赶了出来。谁教你先输了理，听信人家的唆使吃那十几天的回头草呢。不过也没拿他怎么样，赶是赶出来了，房地产带不走，细软可是尽他扛。这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事，距“大清帝国”的匾额从历史舞台上摘下来，已经十三年了。
　　然而中国人对于清朝，多半没有什么好印象。它是末代王朝，中国上千年封建专制的帐，似乎都要记到它头上。就像任何一个朝代的全部罪恶，都要由它的末代皇帝来承担一样。它不但为后人提供了旧制度最直观的、令人记忆犹新的反面教材，甚至还要为民国以后的许多糗事负责：窃国大盗袁世凯专权，军阀混战，列强继续欺侮压迫中国，贫穷、落后、愚昧……所有的这些不幸，都可以追溯到慈禧太后，那个据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坏的女人中活得最久的女人：她割地赔款，镇压变法，一次次阻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致使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崇高国际威望的中国，沦为任列强宰割的“东亚病夫”。
　　这样的政权没什么可说的，早就应该推翻了。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受到影响中国历史甚剧、相互合作但主要是残酷争斗几十年的国共两党一致崇敬。以革命而不是以改良的手段，以共和而不是以君主立宪来取代旧制度，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几乎是没有疑义也无可置喙的了。

假设当年不用革命……

　　直到文革结束，文化界才有极少数人提出，假设当年不用革命这样激烈的手段，而只是渐进地改良，情况也许会比已经发生的这几十年的历史要好得多。毕竟刚刚经历过“不断革命”的磨难，一切关于革命的反思都容易为人所理解；毕竟“前清”早已成遥远的过去，是前朝的前朝了，对它的品头论足更不妨肆无忌惮。
　　－－假设不经革命，而代之以温和的改良，君主立宪，议会选举，逐步引进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那就不会有后来的军阀混战，不会有列强扩展和强化各自在中国的势力□围，不会有国民党、共 产党先后坐大的一党专政，不会有残酷无情的清党、内战和阶级斗争，不会有疯狂的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
　　虽然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人们还是喜欢作各种各样的假设。不光是那些天真的、善良的人，就连许多历史学家，许多识见不凡的思想家，都常常对各种各样的历史作各种各样的假设和推断。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除了文化积累的意义，还有镜鉴的作用。所谓“不能假设”，其实是我们对已然发生且无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发出的无奈叹息。
　　是的，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清政权丧失了改良的最好时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既死，整个王朝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执掌政权，更不要说做好立宪、建立议会制度这样大幅度变法、改革祖制的事了。革命党跃跃欲试，到处谋杀、起义、暴 乱，各地新军连朝廷都难以节制和调令，天下根基已动，大厦将倾，改良从何谈起？当时的情势，不是改良比革命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改良的可能的问题。当然，这里还可以再“假设”，如果革命党人不那么闹的话，如果让朝廷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从从容容地、因循渐进地完成它本应在十年前推行完成的“变法”－－或称“改良”、“改革”，也许中国可赢得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发展时机，提前进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进而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发生在这个世纪最初十年的大论战－－“革命还是改良（改革）”－－注定要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再拿出来论战一次。有人提出，不流血（改革）总比流血（革命）要好。另一些人则提出，不流血的革命（如辛亥革命）比流血的改革（如戊戌变法、）要好。其实，这好那好，也都是在假设历史。

革命不能保证推翻独裁

　　辛亥革命并不是没有流血，只是相较于以往的改朝换代，尤其是这样一个庞大王朝的崩溃，没有发生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乱和流血。戊戌变法“四君子”死得固然惨烈，毕竟只是朝廷内部极少数人作出的牺牲，远不能跟后来发生的革命相比。
　　革命推翻的只是政体，并不能保证推翻独裁。最经典的法国大革命就不用说了，本世纪发生的俄国革命，古巴革命，柬埔寨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拉克革命，结果都是如此。中国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袁世凯上台，民主共和成了一句空话，最后连空话也不要了，干脆恢复帝制。
　　袁世凯当然是很糟糕的一位，要是换了孙中山，可能会要好得多。不过细究起来，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孙中山不恋权位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一旦要掌权，就必须是他绝对的个人权威，说穿了也就是独裁。一个政治家，同时受到两大相互敌对、都以擅长专制独裁闻名于世的政党崇敬和拥护，他本人会不独裁到哪里去，我实在是怀疑。孙中山在他自己的党内排斥异己，大事一个人说了算；号召党员向他宣誓效忠，以党龄的长短封官许愿；对外推崇师法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始人列宁，一心想走俄国的道路；……他的悲剧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幸运也在于此。他还没有来得及当上独裁者就死了。也许，他会是一位“好的”独裁者，但谁也保证不了他不会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人只要当上独裁者，好坏就由不得他了。而且古今中外的大独裁者，大多有优秀的素质与过人的、持久不衰的魅力，正是这些素质和魅力使他取得追随者们的信赖、拥戴和服从，并通过他们以他的意志为全民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就连孙中山也只是假设。历史选择了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
　　一点也不过份地说，这是许多坏选择中最坏的一种选择。二十世纪中国一个又一个大灾难，都是从这第一个选择开始的。
　　好皇朝只有汉、唐、清
　　中国自秦始，建立过一个又一个长长短短分分合合的封建皇朝，其中能被史学家们称得上好一点的皇朝，却少得可怜。大致可以排上的，是汉、唐、清这三个朝代。所谓“好”，是从国力的强盛，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足，文化的繁荣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宋、明两代的经济和文化还算不错，但只能列为次一等的朝代－－宋代国力甚弱，无力对抗外国入侵，这样也就难保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的安居乐业。明代国力虽远胜于宋，却是历史上最专制独裁的时代，加之朝政不稳，刑律苛严，宦官弄权，特务横行，致使内忧外患永无休止。至于其他历代，就更谈不上了。如元代，国力强盛，但它始终是一个“外来政权”，对中国实行武力统治与搜刮政策，实行种族等级制度，民生苦不堪言，只能算最坏的朝代之一。
　　说汉、唐、清这三个朝代是好朝代，当然也是相对的。汉代初起有吕后专权，中有王莽篡政，后又有宦官外戚之祸更迭不已，终于导致汉末的经济崩溃，天下大乱，流寇四起，豪强割据，征战不休。唐代则有武后篡权，安史之乱，藩镇之乱，黄巢之乱，而且后来也重蹈宦官之祸的覆辙。然而，汉唐毕竟是汉唐。前汉有“文景之治”三十九年；又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其后昭、宣二帝励精图治，政治清明，凡三十七年。后汉有光武帝“中兴”的二十年；有“明章之治”三十一年。唐代则有太宗二十三年的“贞观之治”；有维系国运不衰的武则天时代四十年；有“开元之治”三十年。这几十年几十年的加起来，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虽然严格地说，这些盛世也不尽是歌舞升平、一片祥和幸福，如汉武帝的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与好大喜功，又如武则天的重用酷吏、实行严法，再如唐玄宗的耽于逸乐、喜谀恶直而终酿成安禄山之乱。但人们至今仍把它们称道。正是因为它们，才使我们在面对漫长的中国历史的时候，不至于只看到一片暗淡，不至于只留下一派沮丧。
　　有清一代，共出了十二位皇帝，他们是入关前的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入主中原后依年号相称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总的说来，都还不太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是大清帝国的创始人，能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征服和统一关外各部落、汗国，建立一个足以与大明帝国抗衡并终于征服了整个中国、统治其达两百多年的王朝，他们的雄才大略和功业是显而易见的。康熙可算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在位时间也最长，达六十一年，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他的孙子，文治武功的乾隆不敢超越祖父，做了六十年皇帝之后让位于儿子嘉庆，自己又快快活活做了四年的太上皇。加上承上启下的雍正十三年，“康雍干盛世”前后达一百三十余年，一举超过汉唐。

有清一代并无暴君昏君

　　清朝自嘉庆始由盛极而衰，各地起义此起彼伏，至道光时愈演愈烈，尤其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国运一蹶不振。咸丰更是忙于割地赔款，英法联军甚至攻入京城，火烧圆明园，又有太平天国打下几乎半壁江山，直至同治三年方才平定。嘉庆、道光和咸丰真是三个倒楣的皇帝，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们难卸其咎。当然，其中缘由太多也太复杂，还包括盛极一时的乾隆朝埋下的祸端。就他们个人而言，仍是想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的，惟内忧外患无力回天，只得勉力支撑而已。嘉庆为人忠厚仁恕，性情宽和，生活比较严肃，而作事软懦，缺乏魄力。道光生活也很简□，但心胸狭窄，众说纷纭的时候往往就没了主意。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禁烟，就是决心革除积弊、振兴民族的明证。
　　清朝的最后三个皇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年幼即位，而从未真正亲自掌握过国家大权。同治五岁当皇帝，光绪四岁当皇帝，宣统三岁当皇帝。在长达四十七年的时间里，权力落在慈禧太后手中。一个皇帝比一个皇帝小，似乎预示着清王朝一蟹不如一蟹的穷途末路。不过小皇帝并不必然是坏皇帝，亦并不一定要面临着穷途末路。康熙即位时年方八岁，也是个小皇帝。他的父亲福临，当皇帝时也才六岁，整个中国都是在他的朝中打下来的。拿同治来说，居然还有过一段“中兴”，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和甘肃、新疆的回乱，使得中国的版图不至于在这个王朝彻底崩溃前瓦解成碎片。光绪内外交困，还试图有所作为，拖着病弱的身体要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变法维新，挽救王朝的命运，只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进行镇压才未能成功。
　　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另外一个王朝，能够做到像清王朝一样，前前后后不出一个荒淫无道、暴戾昏庸、滥杀功臣、奢靡浪费的皇帝，不出一个坏得令人切齿痛恨的暴君、昏君。仅此而言，清代的地位就完全可以排在汉、唐之上。

时代造成清王朝的悲剧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大的败笔，史学家们都认为，近三百年的国运全断送在她的手里。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同治中兴”便是她大胆打破满汉界限，起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一大帮汉臣的结果。这些汉人名臣，包括后来的沈葆桢、刘坤一、张之洞、刘铭传等人，皆有较为开明进步的头脑，官至封疆大吏。很难想像，一个能够如此知人善任的最高独裁者，果真会坏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清王朝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此前中国，说是“超稳定结构”也好，说是“循环反覆”也好，一直处于封闭、独立的自我发展状态。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达，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兴起，使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潮流，并迅速而非逐渐地与先进的西方国家拉大距离。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走向任被列强欺侮宰割的境地。这一史实，中学生都是应该知道的。
　　我们从简单的历史读本中都可以查到，清政府是怎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单举领土的丧失－－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
　　一八五八年中俄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领土；
　　一八六○年中英北京条约，割让香港对岸之九龙；
　　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约九十万三千平方英里；
　　一八七四年中日和约，承认属土琉球王国为日本领土；
　　一八八五年中法和约，承认安南脱离宗主国中国，成为法兰西的保护国；
　　一八八六年中英缅甸条约，承认属土缅甸划归英国；
　　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放弃朝鲜的宗主权，割让辽东半岛（后经俄法德三国干涉，归还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
　　这还不包括那些铁路、通讯、矿产的经营权，不包括租界和庞大得如同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经营权及租界以后可以收回，白花花的银子将来可以再挣，领土的丧失却几乎是永久的。二次大战结束，收回台湾、澎湖列岛；一九九七年七月，收回香港、九龙。其余那些土地，再也不是“莫非王土”，再也不是咱们的啦。
　　不过冷静地想想，清朝丢失的这些领土、属土，绝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国的。尤其是黑龙江以北的全部、乌苏里江以东的大部分土地，是清朝入关带给中国的礼物。当然还不止这些，还包括它已经征服的蒙古，及后来征服的西藏、新疆、朝鲜。这就使得中国的版图，远远超过历史上除元代以外的任何一个朝代。而我们知道，元朝始终是一个“外来政权”，与其说中国在元代的领土面积最大，倒不如说中国的领土在那一段时间里全都沦丧了、消失了，那实在是一个不值得炫耀的亡国时代。
　　我们坐下来，将有清一代领土、属土的“收支”情况作一番结算，就会发现，它给咱们中国挣来的土地，比给咱们中国丢失的土地要多得多。如果我们推翻清王朝只是为了“驱除鞑虏”、为了“光复中华”，为了“复明”，那中国版图就不会囊括新疆、西藏及东北的大半，中国的面积就只有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绝不可能在俄罗斯、加拿大之后位居世界第三。
　　评价一个朝代的功过，当然不应只将其扩充版图的大小作为依据，因此也就更不应只将其丢失的那部分领土作为依据。
　　而且，如前所述，清朝的结局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不像汉末那样，分裂成魏、蜀、吴三国；也不像残唐那样，由藩镇之乱演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中华民族跃升世界最大族群

　　国家是由领土和人口组成的，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的古代，人口增长率，很大程度地反映了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繁荣与衰落。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中国历代人口变化的情况（根据《中国人口报》）－－
　　从西汉平帝二年（公元二年）到东汉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人，下降到五千六百四十九万人。从隋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到唐天宝十四年（公元七四○年），人口从四千六百○一万人，上升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七千六百八十一万人。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五千八百八十三万人。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六千零五十四万人。明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清代以前的一千六百年间，中国的人口数字一直在三至七千多万人的水平线上徘徊。强盛时代的汉朝，一百五十余年里甚至出现负增长。隋至盛唐的一百三十余年，人口也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五。清朝入关四十年后，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中国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达一亿零一百七十一万人。又过了一百一十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达二亿九千七百万人，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一百九十二。清朝结束时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人口达四亿○五百八十一万人。这个数字即使保留到二十世纪末，也仍然可以使中国无愧于世界超级人口大国的称号。当然，历史发展的天平已经倾斜，巨大的人口数字不再只是一种荣耀而日益成为沉重负担，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中华民族跃升为世界上最大、任何国际势力都不容小觑的族群，清朝的功绩是直接和不可磨灭的，远非汉、唐能与之比肩。

清王朝也是“外来政权”

　　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查帐、结算可以说清的。从清兵入关到宣统退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中国人深藏的心结一直未能解开，即它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于是，革命的民主主义意义退居其次，民族主义反倒成了第一主旨。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很明显，呼号“驱除鞑虏”，比直接高喊“推翻帝制”更为有理、有力，更容易为民众接受。也就是说，煽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比启发他们的民主意识，作用要强烈得多。而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西方列强一次次打击下，也亟欲振作。辛亥革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一省起义，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即摆脱清廷，最后，朝中汉人总理大臣与南方临时政府搭成协议，迫使皇帝退位。共和建立，天下“光复”。
　　人们清算前朝的罪过，就像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做的那样。鸦片战争以后那几十年的耻辱，的确也留给中国人以太深、太难磨灭的“冤孽般的”记忆。不止于此，追溯当年，清朝凭什么入关？凭什么占领和统治中国这么多年？凭什么把一个“外来政权”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
　　很多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们对于清朝的评价渐渐趋于客观和中肯。一位学者，在他近年被广泛流传的作品中这样写道：“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余秋雨《山居笔记? 一个王朝的背影》）
　　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接下来却这样写：“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不能由此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部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对于汉族及汉族正统论的反省和批判，我也很赞同。我希望拿出来讨论的，恰恰是他需要肯定的仅仅“这样一点”，即“满族是中国的满族”。请问，有什么根据？

“满族是中国的满族”？

　　不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产生、消亡、融合、分裂和演变。说某民族是某个国家的民族，一般是指这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以一定的数量、一定的群体方式、一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存在着。比如，有很少量的西方人、犹太人在中国定居甚至入籍，我们却不能因此断言：“日尔曼族是中国的日尔曼族”、“英格兰族是中国的英格兰族”、“犹太族是中国的犹太族”。
　　在清兵入关以前，满族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满族。
　　我不想在这里详述满民族史。大致说来，满族为女真人的后裔。女真人曾建立金朝，并一度入主中原，与南宋并立，后为蒙古所征服。中原一带的女真人基本上被汉化，融入汉民族。元朝时国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为汉人，其中就包括前辽及前金融入汉族的外族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即南宋的遗民。关外的女真人则保留下来，直至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州，形成后来我们所说的满族。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它不受任何别国如中国的册封和保护。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国时代，如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春秋战国，是由多个小国组成的一个大国，即周朝。其国家形态，有点像现在的联邦制。周朝有统一的国家元首，称天子，据有象征国家重器的九鼎，从理论上说可以号令诸侯。即使诸侯坐大，称王称霸，也还是要通过周朝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即“册封”才算。三国以后的多国时代，则都是由原来的一个长久统一的国家，分裂而成的多个国家政权。它们各据一方，互不买账，甚至刀兵相向，但基本上都还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其形态，有点像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
　　大明帝国与大清帝国则不然。这是两个互不隶属、未结成任何形式的邦盟、主要民族构成截然不同、亦非一个统一国家分裂而成的国家。虽然，满族人祖先建立的金国，曾占领并统治中原，即中国北方；被大清帝国先征服的蒙古，也曾在元时占领、统治过中国全境，但这也都不能说明它和中国是一个国家。正如日本曾占领统治过高丽、台湾，却不能因此说它和韩国是一个国家，也不能因此说“大和民族是中国的大和民族”。

大清帝国与大日本帝国

　　既然说到日本，就不妨把当时的大清帝国，与侵华时的大日本帝国作一番更细致的比较。
　　它们都是中国的“一衣带水”的近邻，都崇尚武力，推行军国主义，对中国这个貌似强盛实则虚弱、疲惫不堪的庞然大物虎视眈眈，久存亡我之心，长期实行渗透、侵扰、掠夺、蚕食及软硬兼施的政策，都趁火打劫，趁中国内乱之际大举入侵。它们都是先征服朝鲜，控制蒙满的广大地域，造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压迫。
　　日、清都由单一民族立国，但是就文化而言，日本的民族习俗较之清帝国更接近中国。如服饰、饮食，日本比满清更与中国相像。日本的和服，就是仿照中国的唐服改制的。在工业化以前，日本重农耕，而满清则是游牧民族。日语和汉语一样，都是单音节，并且都使用汉字。而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文字由四十个字母组成。有些发音如卷舌的“r ”在汉语中原是没有的，如“Tartar ”中文只好读成“Tata ”（鞑靼）。现代北京人爱发卷舌的“儿”字音，我以为是满清在此定都二百多年造成的。语言上的异同并非一件小事。蒙古与中国同被满清征服、统治，但“蒙满一家”，蒙满可以通婚，蒙族可以封王，汉族却不能。这与蒙满都是“鞑靼人”，属同一语系不无关系。日本从未有过“和汉不能通婚”的规定。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涉外婚姻最多的就是中日联姻，许多著名中国人士娶日本女人为妻，如作家郭沫若、周作人，艺术家李叔同，前清皇弟溥杰等，还有一些著名中国人士则干脆有日本血统，如文学家苏曼殊。这种跨国婚姻是如此之多，乃至大量见诸小说、电影、电视剧为人们所熟视，即连描写侵华日军罪行的电影《南京，一九三七》，也以一对中日夫妇作为男女主角。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悠久，明代以前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汉时便有日本人前来朝贡，光武帝曾赐倭奴国王印绶。近世还有人考证，日本的神武大帝即是当年秦始皇派到海上寻找长生不老宝丹的方士徐福。他带去的三千童男童女，及大量能工巧匠，融合进了日本民族的血缘和文化。总之，日本受中国影响至深至久，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侵华岂非更“正确”？

　　如果说，大清帝国侵略中国，是“历史超越汉族正统论所作出的正确选择”，那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岂不是一种更为“正确的选择”吗？
　　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是在清朝入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以后的事情。然而为中国人民所认同，仍花了相当长的时日。满清入侵，虽然纵横肆虐，烧杀抢掠，心里总还是有些发虚的，毕竟这不是它的家园，这么干未免伤天害理。那时候要是有一位像今天这么大度的中国学者站出来替他们说说话就好了：你们顾虑什么？你们不是侵略者，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民族，来超越“汉族正统论”的，这是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你们只管大胆放心的干就是了。可惜那时没这样有器识的学者。
　　清军大举南下，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进行抵抗。清摄政王多尔衮修国书一封劝降。大意为：闯贼李自成起兵犯上，中国臣民却无能为力。只有吴三桂在东陲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为你们驱除反贼。这国土是从闯贼手里得来，而非得自于明朝。我国费了这么大力气代你们报仇，你们将如何感恩图报？居然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我们岂能就此罢兵？你们那一小块地方，打得过我们吗？
　　这是明摆着的强词夺理。干涉中国的内政还不算，还要尽夺我领土、主权。史可法回覆了多尔衮一封信，援引历史上契丹和宋、回纥助唐，只要钱不要土地的故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对方放过一马，允许双方就地划疆而治。他发誓将来永远巩固与大清帝国的邦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从此两国誓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史可法在历史上站错了队？

　　然而清朝廷志在灭明，当然不听这一套，乃调动豫亲王多铎，率兵攻下扬州，史可法殉难。清军恨中国人抵抗，将扬州城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大约可以与日本侵华时的南京大屠杀相比。我甚至怀疑，日本是向当年入关时的清军学的，专门用以对付中国军民，企图瓦解中方的斗志。不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那么多国家、地区，固然罪行累累，何以只对中国进行过这样残酷的大规模屠杀。都是屠城，不同的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人类社会已进入现代文明的二十世纪，留下大量人证物证，令举世震惊、愤怒和谴责；“扬州十日”则发生在三百多年前，是“古时候”的故事，不痛不痒，与今天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我们的学者才能够“警惕”并战胜代表着“最世俗力量”的情绪，徘徊在幽静的昔日宫苑之中，指出这种情绪化的社会评判是何等的不公正。
　　本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正义感的抗清名将史可法，竟然站错了立场，站在“历史错误选择”一边；“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竟然是“历史正确选择”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位引清兵入关，甘为先锋帮异族征服中国的大汉奸吴三桂，也无疑是“正确”的，若说有错误，那也是后来又反戈一击，终于为康熙所平定。当然，还有一大批“正确”的汉奸，先后投靠清廷。就连许多抗清志士的后代，最后也不得不走上与朝廷和解、合作、服务、效力的道路，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即后来意义上的大清帝国，俗称或简称“中国”。
　　有人说，元、清两朝虽是外来政权，最后却为中国所同化，除了政治典章制度、语言习俗的汉化外，连国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上，所以还应该属于中国的国内事务，与日本侵华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我们讨论的是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之前、亦即中国被征服之前的战争性质，与战争后的状态无关，更不能反过来把战争的结果作为原因，颠倒因果关系。如果中国打算将未来的国都建在莫斯科，我们是否就可以举兵进攻俄罗斯，发动一场“历史正确选择”的“国内战争”？

日本也打算迁都中国

　　日本侵华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石原莞尔，在他著名的《石原构想》中，提出日本从占领满州起步，进而征服全中国、印度、东南亚乃至澳洲，夺取石油、橡胶等自然资源，最终战胜英美等西方各国，达到主宰全世界的“宏伟目标”。他计划，一旦日本受到西方的干涉和威胁，即行迁都至满州，也就是被占领后的中国本土。如果日本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个外来政权也将和清朝一样，成为中国政府；中国的正式国名，也可能就叫“大日本帝国”，就像大清帝国一样。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落后，经济停滞不前，国力衰落，军阀混战，内乱纷争不休，而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则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由他们来统治无疑属于“历史的正确选择”。而以后的学者们谈起这一段历史，也会要求我们克服狭隘的汉族正统论和世俗的情绪，给征服中国的大和民族以“公正的”社会评判。再继续推论，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也将更名为“中美战争”。这场战争的失败，将同甲午海战一样成为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国耻”。如果侥幸取胜，那也只能更加证明，中国加入日本或日本加入中国的“正确性”。
　　日本的不幸在于它没能征服中国，没有做成中国统治者，没有成为“中国的大和民族”。它打赢过代表中国的清朝，却永远不可能建立象清朝曾经建立过的那样辉煌的功业。和清朝败落的原因一样，它生不逢时。

元朝清朝不同历史命运

　　再来谈清朝与元朝的区别。为什么清朝终能融入中国，而元朝始终只是“外人”？元朝在中国统治了九十年，清朝是它的三倍，这样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民族融合。到清朝覆亡时，人们忽然发现，统治民族－－满族几乎完全汉化、消亡，几乎所有的人，包括皇室人员都不再而且也不会说满语。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逐鞑虏”也就显得很可笑：驱逐谁？往哪里驱？怎么驱？元朝的朝廷则不一样，虽然也说汉话，但蒙古人还是蒙古人，明军硬是把元皇帝赶出了中国，赶回它的大草原去了。他一回到那里，又开始说起了蒙古话，恢复蒙古习俗及政治典章制度。元、清两朝的结局，说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亦即“内外有别”的。清帝退位，是为了实现“满汉藏蒙回”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国，退位后继续享有尊号、特权。元帝却是遭到真正的“驱逐”，你走了就行了，咱也不再追究，不要求追夺你的帝号，你在这边的蒙古人我们以礼相待，要回去的放行，以后中蒙（明元）两国互不相犯，和平共处。
　　清政府入关后，一直自称“中国”，继承中国的名号，把朝廷的利益与命运跟中国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元朝则不然，元只是蒙古人在中国本部的国号，元皇帝同时还是蒙古帝国的大汗。类似拿破仑是法国皇帝，同时兼任西班牙国王。蒙古帝国还辖有窝阔台、察合台、伊尔、钦察等“四大汗国”，势力□围和利益、命运跟中国本部风马牛不相及。元朝在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也与蒙古本土及四大汗国完全不一样。而且如前所述，元朝将国民分为四等，不但使中国人作为亡国奴的心头创伤无可弥合，同时也阻塞了最“上等”的蒙古人融入“下等”的中国人的过程。有人认为，中国是元朝的继承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没错，如元大都建在中国本土；元朝廷通行汉语；蒙古人后来终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即令外蒙 独立，在中国的蒙古人也远远超过外蒙及俄罗斯的蒙古人，等等。但继承国的主要意义还不止于此，它必须有文化上的传承性，还要能够继承政治上的全部或大部分遗产。从这两点来看，中国的明朝都没有做到。元朝是被赶走的，并没有推翻，它回到草原后，还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日。明朝的版图，也只大致限于以汉人为主的居住区域，远小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元（蒙）帝国的辽阔疆土。
　　中国史学家将元史列为中国的正史，也并不能说明继承国的关系。元史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一段，是中国的亡国史，否认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正如日据时代五十年，也应作为台湾正史的一部分。元史从成吉思汗开始记叙，是为了阐明这个曾经征服、主宰中国人命运的统治集团是怎样产生、发展壮大的，所谓来龙去脉。明朝建立以后，元政权几乎与中国无关，它的历史连同四大汗国也就从中国的正史中割得干干净净。
　　元、清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元代只有一个像样的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他以后皇室为争抢帝位闹个不休，祸乱频仍，这也是中国人从感情上始终难以接受这个政权的原因。一个朝代出一个好皇帝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出好皇帝，不出坏皇帝。清朝基本上做到了。它甚至是唯一做到的一个朝代。这样，讲人治、重伦理的中国人，才从法、理、情上接受了清朝，视其为正统，将满族及其带来的蒙、藏、回都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大中国”：清朝最大遗产

　　清朝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辽阔的领土，与多民族共处共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大中国”。这笔遗产当然不是白得的，各个民族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都有过被征服、当上亡国奴的惨痛经历。满族是征服者，它自己却被汉文化最后所征服，满汉不分了。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重，且不要说曾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即连服饰外形都被强行改换为满族式样。中国人头上那根被西方人讥为“猪尾巴”的长辫子，就是当年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似乎是专对汉人来的，其他如蒙、藏、回则都不实行。也就是，只要求汉人满化。然而到头来，却是满人被汉化得最为彻底，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征服者的极大嘲弄。
　　清朝覆亡以后，汉民族未能很好的守成，外蒙古从大中国的版图中划分了出去。外蒙的独立，从国共两党发表的历史文献看，都有往对方身上卸责之嫌。究其实，则是国民党签约在前，共 产党承认在后，为“国共合作”的成果。既已独立，在国际秩序大体确立的今天，也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明朝灭亡的真相

明朝灭亡的真相

　　
　　　　林洛
　　
　　　　写在前面
　　
　　　　收到林洛先生寄来的这篇文章，非常欣喜。林洛先生在文中从各个角度详细分析了明朝灭亡、清朝建立的原因，很值得一读。比如他在对皇太极和明朝皇帝用人方面进行比较时
　　，写道：“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在分析李自成失败原因时，作者写道：“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对抗清英雄史可法作者的评价是：“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不顾实力，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最后，作者回顾中国历史写道：“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希望此文对大家了解那段历史有所帮助，亦希望今人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中国》主编时寒冰2002年2月1日
　　
　　　　1.萨尔浒大战战略
　　
　　　　明朝与满清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以兵力论。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而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共二十万左右。明朝是攻势。(一说明军共为九万兵力)明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清兵为一路。明军兵分四路，一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一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一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并有叶赫援军；一路由辽阳总兵刘□率领，并有朝鲜援军。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在指挥上，清兵统帅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军事家。明军的总统帅杨镐是文官，缺乏带兵经验，没有军事常识，虽然手下每一路的将领不乏经验丰富的军官，但是总体调度肯定有问题。就士兵的素质看。其时明军政事腐败，连带军政废弛，军队缺乏训练，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且士兵来自各个地方，南方的士兵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清兵却是身经百战，军纪严明，在辽东作战，熟悉地形，适应气候，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清兵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主攻明军西路。
　　
　　　　西路军总兵官杜松，明军勇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马林闻变，急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努尔哈赤挥军北进，大败马林兵。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当时刘□不知萨尔浒之败，努尔哈赤使明朝降卒持杜松令箭，假报杜松已得胜深入，刘□遂直进赫图阿拉，走到阿布达里岗，遭到后金兵夹击，刘□战死于阵中，全军覆没。(东路总兵官刘□，明朝骁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朝鲜兵大惊，不战而降。明经略杨镐闻知叁路兵败，急令李如柏撤兵，狼狈逃回。这一次战役，双方作战五日，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又连下开原、铁岭，并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这场大战是清兴亡的关键，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其时满清人口约为50、60万，士兵为十万左右。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明朝可算是有近乎无限的补充能力，满清却是难以承受一败。就战前条件权衡，未必能证明满清一定能够胜利。明军各路指挥官都还是有能力的。从后来的明清多次战争来看，明军问题主要在于士兵的战斗力，野战能力极差，而且士气低落。明清的兵力差距很大，当时明军士兵还没有畏惧“辫子军”的心理，取胜不是没有可能。而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叁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的确令人咂舌。明朝后期赖以克敌制胜的锐利火炮在这场战斗中派上用场。火炮固然威力大，攻击力强。但是致命缺点的是移动力差，如果一味依靠火炮，在野战中反而会拖累部队。这场明清第一次大战，暴露了明军一些问题。随着以后的战略的发展，明军这些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战略决策上，从而导致明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战争的原因，造成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明朝不断加重赋税，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导致明朝遭遇内忧外患的袭击，两面作战。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满清将会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满清无论从哪方面说，根本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事实上明朝也不是满清灭亡的)，在军事实力上满清也缺乏统一中原的兵力。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一代雄主，以战略眼光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没奢望满清能战胜明朝，只是努力想让明朝承认满清在山海关以北的统治地位，所以战略上一直很谨慎。满清根本不可能灭亡明朝。明朝招致灭亡，完全是自身的原因。满清取代明朝，是在明朝自身、李自成以及满清的合力下造成的。
　　
　　　　2.明朝皇帝战略
　　
　　　　努尔哈赤以13幅甲胄起家，到统一北方，野心勃勃。满清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他们积极进取，都在小心翼翼地强大自己的实力，以前所未有的器量拉拢明朝的人才，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相反明朝的皇帝，行径却是匪夷所思，以常人不可想象的作为逐步毁灭自己的王朝。首先得从神宗说起。神宗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可是要破坏一个国家，对皇帝来说易如反掌。神宗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理喻，可是明朝就是出了这么个皇帝，而且以后的几个皇帝都分别在自己的领域毫不逊色神宗。
　　
　　　　神宗懒。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叁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神宗能够懒到这种地步，完全不理国是。大臣们的直言犯忌、乃至所有大臣都在骂皇帝了，也置之不理，以神宗的懒惰而言，很有可能是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难以想象天下会有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皇帝。但事实上这样的皇帝竟然存在。对神宗而言自然谈不上什么战略了，想来再有本事的人在神宗面前也只能放弃努力。神宗的贪也是一绝。
　　
　　　　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不过在明朝皇帝中倒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神宗在贪这一点上一点都不懒，比今天的贪官污吏的热衷丝毫不逊色。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叁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可以想象，这些有极大权力的太监出去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太监本来就是心理不正常的，现在以皇帝的名义做事，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宛如出笼的猛虎。他们在将税上缴给皇帝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积累财富，这些钱对明朝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这样一个在位四十八年的皇帝和他的政策。就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正在神宗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这时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进行了前面介绍的萨尔浒会战。萨尔浒会战大败，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无论如何也不肯召开国防会议。神宗的战略，我是迷惑不解的。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熹宗最大的特长就是做木匠活，并且真是一手好手艺。到了醉心于木匠活的地步。如果他是个木匠，倒也还称职，可是他偏偏是皇帝。熹宗又是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皇帝。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于是魏忠贤撤掉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重用一大批八股文专家为统帅，导致了每每全军覆没，已经意料之中了。明朝的这几个皇帝根本不在乎江山，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事情，倒也还逍遥快活。与满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相比，明朝的皇帝完全没有战略可言。很奇怪明朝居然还能生存这么久，这样一个腐烂的王朝，真不如早点结束好啦。身为皇帝这样的不负责任、愚昧、愚蠢。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明朝后期的太监掌权危害，其患并不在太监，而在君王的放纵太监。就战略来看，仅以双方统治者比较，明朝不亡，已经是没有天理了。
　　
　　　　3.明朝的军事实力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备介绍。
　　
　　　　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可见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很多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军，差距极大。人数方面，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180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200万，正统以后保持在120万的水平。而满清入关前最多也就十万八旗子弟。
　　
　　　　明朝在装备和军力有巨大的优势，为什么会作战失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军事制度，明朝制度是“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明朝的兵和将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独立的，需要打战的时候才集结一起。这样能够防止大将拥兵自重造反，但是作战起来，则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和训练不足。兵源问题。明军部队主要的来源是“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对头变成垛集军的来源。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而且这种“为战而战”的“职业”士兵很容易军心涣散，厌战心理很强。在明朝后期，采用了募兵制的征集部队方式。一般结果是民众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养兵问题。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的确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在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如果皇帝以可以屯田为借口克扣军饷，很容易导致兵变，军人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还要克扣正常开销，只会使得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并且毫无斗志。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那些权位极高的太监也贪财，要发达的人只能以钱来谋升官，升官后自然要千百倍的剥削回来。军队的管理这也是这样，军官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这儿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政治上的战略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战略。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比如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文人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明朝的运气很好，明末抗清有叁个名将，功勋卓着：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叁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叁个军事专家。可是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其他的文人统帅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明朝的战略基本上是防守型。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明朝的长城是很有名的，长城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明朝后期根本缺乏积极进取的皇帝，战略谈不上积极进取是很正常的，加上体制和实力的约束，后期已经无法开展进攻战了。所谓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事，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可见政治上的腐败完全能够抵消军事实力、军事装备的优势。这个时候军事上的优势甚至变成了危害自身的劣势。从战略上看，这些战争没打之前已经胜负已分。如果不改变明朝腐败的制度，或者说不改变专制的制度，纵然是积累了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明朝的腐朽注定了他的没落。明朝的溃败不是靠某个英雄能够挽救的。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英雄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4.袁崇焕战略
　　
　　　　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并没有必胜袁绍的把握。军力相差太多，自己粮草不够，袁绍也不是昏庸之极的人，手下有大批谋士和猛将。曹操要战，是不得已。如果战前有求和的机会，曹操是不会放过的，积蓄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才是真正的战略。可是战与不战，本是曹操能够控制和选择的，其实曹操退无可退，退兵则必败。既然大环境不是曹操可以决定的，那曹操抱怨也无济于事，只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袁绍的劣势，把握最佳的时机出击，如此而已。结果虽然曹操的胜利，但并不是战前可以肯定的。即使有取胜的机会，也仍是需要双方统帅对队战机的利用、转换、把握能力。曹操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战后烧掉了自己军中与袁绍联系将领的名单，固然是收买人心的手法，但也是证明曹操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形势。同样，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是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清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满清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满清也不无可能。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很像下象棋，你比对手少了一匹马，埋怨和不冷静不会对你后面的棋有任何帮助，只有确认这个情况，下出着这种劣势情况最好的对着，利用对手的弱点和软手，争取胜利或者求和。才是正确的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判断决策的过程，虽然能够对结果有直接和较大的影响，但最终结果并不是单方面战略能够决定的。凭借结果来对一个人定性是不可取的。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捷，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满清，清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清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清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叁、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这时努尔哈赤已死，满清由皇太极掌权)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满清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侵略，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望，巩固权位。(不久满清进攻朝鲜胜利，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更主要的是，朝廷向来拖欠军饷，不得已还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满清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谈和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袁崇焕还是利用了满清入侵朝鲜的时机大大巩固了宁远的防御。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得已的拿出钱来。(看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叁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崇祯很舍不得拿自己的钱出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罢官时候，皇太极开始自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求和，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劝告。每一个战役的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再看一段史实记载。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可见满清之入侵，不是一个山海关可以守住的)清军越叁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叁百余里，比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清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满清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满清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就在这个时候，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祖大寿(袁崇焕手下大将)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救出袁崇焕。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清兵后路，逼迫清兵退回辽东。(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
　　
　　　　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后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咬穿肚腹，直达内脏”。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吴叁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叁桂父亲吴襄曾为宁远总兵，都是袁崇焕的部属。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叁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
　　
　　　　5.凌迟
　　
　　　　相对于那个悲剧的时代，凌迟只是盛筵上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拼盘而已。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结束，并不是这幕悲剧的高潮。那个悲剧时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凌迟看起来也不算很不可理解。既然说袁崇焕在战略上根本没有过错，为什么又会导致凌迟这个最终结果呢？难道是命运的不公平吗？命运甚至没有给过袁崇焕机会，都是袁崇焕自己在争取。相比之下，命运给了吴叁桂机会，吴叁桂也及时把握住了，命运也给了史可法机会，史可法却毫不犹豫的放弃了。袁崇焕能够避开凌迟的命运吗？
　　
　　　　袁崇焕绝非不知进退的人。在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可是在袁崇焕的战略中，他首先必须要有督师这个官位，才能够开展自己的练兵、守城战略计划，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妥协战略有关。到了今天，有些人习惯性的指责历史上说过违心话的人物，认为他们应该宁死不屈，直言不讳，其实是太过了。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令人敬佩，有人忍辱偷生，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付出的代价、承受的压力更大。要袁崇焕像史可法一样战死，像东林党人一样骂魏忠贤而死，很容易做到。袁崇焕并不畏死，可是这样的死除了给中国历史上增添一个道德高标，给自己留下一个“有气节”的名声，还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解决当时一丝一毫的问题吗？对国家有一点建设性的作用吗？当时明朝能够没有袁崇焕这样的人才吗？然而，纵然是崇祯信任和重用袁崇焕，给予他完全的权利和军饷，袁崇焕如愿以偿地在十年内彻底消灭满清，那又怎么样呢？他马上要面对的是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他还能够成功吗？
　　
　　　　袁崇焕就像是一个消防队员，他积极的扑火，可是外面、里面都起火了，而且火势愈来愈大，最终他也会力不从心，他很有可能也能够平息李自成的大顺军，但是明朝腐败的制度才是那个到处放火的，他能够平息以后显然越来越多的“反贼”吗？他又能够忍心对没饭吃，不得不造反的农民下杀手吗？或者说，他能够觉悟而反对明朝吗？袁崇焕的结果是那个年代注定的悲剧，凌迟只是悲剧结局的一种而已。
　　
　　　　6.崇祯战略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叁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自杀殉国是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他对面临的问题开展怎样的战略呢？
　　
　　　　其时崇祯面对叁大难题。
　　
　　　　6.1.一为内忧
　　
　　　　李自成、张献忠屡败屡战，总是无法剿灭。而且贼是愈剿愈多。
　　
　　　　要剿贼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皇帝的办法就是加税。其时赋税已经很重，加上连年的天灾人祸，老百姓负担很重，再加税就是逼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叁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那个时候的税重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叁》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叁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叁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流民也要吃饭，也要活下来。
　　
　　　　而这个时候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叁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李清在《叁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到这个时候，这个战自然是打不下去了。
　　
　　　　6.2.二是外患
　　
　　　　满清日益强大起来。
　　
　　　　自萨尔浒之战到努尔哈赤死，明、满清间又发生过几次战役，满清先后攻取沈阳、辽阳、广宁等重要据点，从辽河以东扩张到辽河以西地区，明军节节败退。
　　
　　　　满清继续向明进攻，在皇太极时期，清军曾四次入关攻明。
　　
　　　　所谓入关攻明，是指清军不由山海关，而由间道越过长城，深入明之内地，大肆抢掠骚扰，削弱和消耗明朝的实力。不久，清军又取得松山之战的胜利，击溃明军十余万。
　　
　　　　明崇祯帝即位以后，起用名将袁崇焕。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于是计划绕道进袭北京。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军出动，以蒙古军为响导，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塞，攻破遵化，包围北京。袁崇焕闻讯，急率锦州总兵祖大寿等自山海关疾驰入援。不久，崇祯帝杀袁崇焕。这次皇太极统兵入塞，先后攻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于次年自率大牟退还沈阳，留阿敏等驻守关内四城。不久，关内四城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
　　
　　　　祟祯六、七年间(1633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投降为满清带来许多兵马和船只，并且带来西洋葡萄牙大炮。此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武器，金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了。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又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然后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凡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明朝督师张凤翼等皆按兵不敢战，听任清兵从容退去。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岳□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明朝以卢象昇为督师，宦官高起潜为监军。负责督军迎敌。而高起潜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皆不欲战，结果卢象昇孤军奋斗，在矩鹿贾庄血战而死。这年冬，清兵大蹂畿辅，连下四十叁城。次年，清兵南下入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清兵由山东回师出塞，明军皆尾随不敢击，这次出塞，清兵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满载而归。几年后，明清之间又发生规模巨大的松山之战。先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发大兵围攻锦州，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明朝即遣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叁桂等八总兵，领兵十叁万来援，集结宁远。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一再促战，同时又有密敕刻期进兵。洪承畴迫不得已，即进师松山。皇太极闻知，亲率大军赴援，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切断明军粮道。洪承畴抵松山后，因军中乏粮，诸将各怀去志，不待军令，争相率军逃奔，返口宁远就食。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明兵十数万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叁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无计其数。最后，总督洪承畴等被围于松山，士卒不过万余，饷援皆绝。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解送沈阳，投降清朝。不久，锦州粮尽援绝，祖大寿也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崇祯十五年十月，皇太极又命阿巴泰等作皇太极生前最后一次入关攻明，兵分两路入长城，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兖州而还，攻破叁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民叁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万头。次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军经通州徐徐凯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诸军皆尾随其后，始终未敢一战。这年八月，皇太极死，庙号太宗，葬昭陵，其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辅政。这时关外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均为清朝所有，唯宁远等四城未克。
　　
　　　　6.3.叁是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他责备“臣皆亡国之臣”，难道真的是手下没有忠君爱国的人才吗？
　　
　　　　事实上我们知道的明朝可用之才还是有很多的。军事才能极高的有袁崇焕、孙承宗、洪承畴、乃至后期的吴叁桂，这些都是难得的将才，如果能够给他们必要的信任和权力，足以抵挡住满清的进攻。政治上更不用说，大批的明朝降臣为满清效力时，能够提出正确的国策。尤其是洪承畴，他的政治才能很高，满清的进驻中原，稳定江山和他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只不过是崇祯缺乏用人的才能而已，这个倒不是崇祯的错。
　　
　　　　崇祯个性上的缺点，加上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这一堆烂摊子任谁也难以处理。崇祯这个亡国之君有点儿冤。但是既然身为大明皇帝，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既然崇祯为自己的江山付出了自己的代价，也没必要苛求。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取教训，至少能够做到用制度的完善来避免因为个性、劣根性犯下大错。
　　
　　　　7.皇太极战略
　　
　　　　满清入关前，从用人就可以看出满清君王的器量和战略。
　　
　　　　祖大寿，在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辽东将士中，他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东走。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他的母亲及孙承宗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他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之后祖大寿率领袁崇焕旧部，这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守大凌河城，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把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祖大寿突围不得，援军又被击退，只能闭城坚守。皇太极不断地送信劝他投降，他都不予理睬。坚守了叁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的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于是祖大寿长叹一声：“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叁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杀了誓死不从的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然后他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去锦州，在城里当内应，皇太极满心欢喜。但祖大寿进锦州城后就抵抗清军。皇太极恼羞成怒，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都无功而返。祖大寿又为明朝守了十年的城，直到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四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城中又开始人吃人，只好再次投降。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仍没有杀他。只是没给他部队，没再重用他了。史书中记载他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叁桂投降。吴叁桂当时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叁年，老死。可以说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
　　
　　　　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皇太极总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但是在他那个形势下看来，几乎是完全没有指望的。明朝的实力，包括土地、生产力、人口、人才、兵力、军事力量，是满清的百倍。《天聪实录稿》元年叁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皇太极对明朝及其客气，甚至给袁崇焕的信中称呼“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皇太极所求者，只是明朝对满清在辽东地位的承认，和给予一定的钱粮。当然满清有乘机占明朝便宜的心理，但是顾忌也很多，一个袁崇焕的几千兵力就可以几次击败满清，逼迫满清绕道而走。满清就这样，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叁代人的小心经营下渐渐壮大起来，把握住了明朝内溃的战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统一中国。
　　
　　　　8.明朝最后战略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叁桂手下的叁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叁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鸠止渴的一步棋，吴叁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这位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决心。叁月初，崇祯帝诏封吴叁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可是吴叁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攻破了北京城。
　　
　　　　其实明朝本来有最后一次战略的机会。他可以选择与满清求和，来集中精力对付李自成，甚至可以通过割地赔款等方式借清兵的力量来打击起义军。可是明朝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明末，更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时期。想死还不容易吗，可是最后为明朝而死的又有几个人呢？
　　
　　　　于是，这个对于明朝可行的最后一个战略也被放弃了。
　　
　　　　9.吴叁桂的叁个选择
　　
　　　　吴叁桂驻守山海关的时候，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只有比袁崇焕更大。
　　
　　　　满清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已经没有后患和牵制，并且可以不经山海关进攻北京城。洪承畴失败投降，松山、锦州的占领，满清战略位置极佳，实力也是空前强大。并且自己也有了大炮等装备。宁远方面，袁崇焕被杀影响深远，明朝军心早已涣散，军饷问题达到最严重的地步。而且自己一方的战略防守位置已经不成形了，只是独立支撑。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李自成大军直逼北京城。
　　
　　　　这个时候崇祯要吴叁桂放弃山海关，全力救北京城。
　　
　　　　此时，大明朝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叁桂的叁万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吗？吴叁桂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并且就算是送死，也该兴冲冲地赶着去吗？吴叁桂很犹豫，但是圣旨不可不停，于是他带兵慢慢的走向北京城。然而，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很快攻下了北京城(多少也是吴叁桂期待的)。崇祯自杀，国都易主。这个时候，吴叁桂该向谁效忠呢？吴叁桂的军力，不过数万而已。
　　
　　　　当时他可以有叁个选择。
　　
　　　　一、领兵杀回北京，争取夺回明朝皇帝后裔，然后以他的军事才能，保住一方领土，然后手握重兵，权倾一时，达到个人政治的最高峰。可是首先的问题是：他打得过李自成吗？军力相差太多了。而且，满清在关外虎视眈眈，他吴叁桂腹背受敌，可能吗？要想活下来，则必须连大顺抗清，或连清抗大顺。否则必死无疑。
　　
　　　　二、投降满清。马上开关，与满清合兵攻打李自成。吴叁桂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吴叁桂背不起汉奸之名，何况明朝溃烂，吴叁桂早已知晓，李自成军纪严明，而且有招降之意。
　　
　　　　三、投降李自成。说实话，要作到这点很不容易。吴叁桂是大明提督，而且大明刚刚被灭亡，不思报国犹自可，马上投奔“反贼”，只怕招致很多人非议。可是从战略眼光看，不可能选择腹背受敌的做法，也不可能面对国内这样大的变化不做反应，既然排除了投降满清的选择，自然倒向李自成。毕竟大家都是汉人，这样能保证国家不受到外敌的入侵，对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属问题也是一个交待。吴叁桂是个一代名将，他看到这样的局势下，投诚李自成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吴叁桂把山海关交给了大顺军，带领部队到北京来见李自成。然而李自成却令吴叁桂失望了。
　　
　　　　在回京路上，吴叁桂听到了李自成手下冲进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产、抓走他的家人、抢走他的爱妾陈园园的消息。吴叁桂勃然大怒。就这个消息看，吴叁桂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叁桂的示好置若罔闻，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令吴叁桂无法信任李自成了。试想自己身为边防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面的统治者却玩花样，抢走财产、打击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夺去，简直是对吴叁桂及其辽东军队的奇耻大辱，而且连吴叁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边防士兵的家属想必更不用说。一下子，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吴叁桂当即退回山海关，并且开始联络满清多尔衮，意图借兵复国。不久，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满清奇袭李自成，并且击溃了李自成，清兵顺理成章的进驻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借清兵打击李自成这个战略在当时是认为正确的。
　　
　　　　政治上，南明朝廷为这个举动很是夸奖了吴叁桂，并且认为满清是友军，希望能够联合清兵征讨李自成。在军事上，既然已经和李自成撕破脸皮，当然要考虑下一步的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问题。山海关固然可以防守清兵，但是这次李自成是从关内来的，对内的防御肯定不足。此之为不借兵不行。至于引清兵入关，其实明朝崩溃，对清兵的防御早已实行同虚设，只有山海关的吴叁桂有战斗力。满清数次进攻北京都是绕道过来，不存在需要吴叁桂开关引清兵。此之为不开关清兵也能入关。崇祯也有过要吴叁桂放弃山海关破“贼”的旨意。
　　
　　　　谓之吴叁桂“汉奸”“卖国”，实在太苛。其时，吴叁桂已经没有选择。何况明朝亡于李自成，而非满清。中国又岂是吴叁桂一人可以卖得了的？也太抬高吴叁桂了。
　　
　　　　10.李自成兵败
　　
　　　　在事实上，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军纪相当的严明。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大顺政权当时占领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大顺政权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权，稳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区派兵占据要地、委派地方官稳定地方。叁、调军南下，准备南征南明朝廷。四、准备即位有关事宜。五、清点府库，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打击官僚。就这些政策来看，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
　　
　　　　一、人才的录用。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可见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追赃助饷。
　　
　　　　大顺政权坚持“叁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大概是白银叁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叁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让吴叁桂之父安抚吴叁桂，并且顺利交接了山海关。但是在京城里，没收吴叁桂的大笔财产、将吴叁桂的家人下狱、甚至刘宗敏抢走吴叁桂的爱妾陈园园，使得本来对李自成不太信任的吴叁桂失去了对李自成的信心。直接导致了吴叁桂的夺回山海关、交好满清，以国破家亡的哀兵抗击大顺军。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失败，在于低估了吴叁桂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吴叁桂的辽东兵力其时只有叁万，却是整个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与满清的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据关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满清上十万铁骑的出其不意。李自成的大顺军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并且有兵力上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山海关险要，可毕竟此时此刻不比吴叁桂有整个大明作为后援的抗击满清，说吴叁桂是负隅顽抗也不为过。李自成首先将山海关团团围住，还意图劝降。这样延误了战机。攻击山海关的时候，面对的是明军中的最强军力，抵抗之强是李自成没有料想到的。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清兵出现，山海关还是可以攻下来的。
　　
　　　　可是多尔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吴叁桂兵力接近崩溃的时候杀了出来。突然出现这个效果是吴叁桂和多尔衮刻意隐瞒造成。李自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突然出现的庞大数目辫子军，知道这一战必败无疑，所以选择了主动离开战场，不久杀害吴叁桂的全家，放弃北京城。在军事指挥上，李自成的能力极高，并不存在大的失误。是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之后李自成经不起屡战屡败的打击，又渐渐刚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杀害大将李岩，自溃长城。尽管手上有几十万的军力，但是在天才将领吴叁桂及其辽东精兵、多尔衮的满清铁骑，还有南明的部队合力攻击下，迅速的兵败了。
　　
　　　　11.满清战略
　　
　　　　满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叁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其实军事上满清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自我溃败而已。)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在人治的制度下，人才的应用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以尽管有满汉之分，尽管有“扬州十日”，尽管有读书人“怀念前明”，尽管有以后吴叁桂的“大周天下”，尽管有台湾郑氏的“反清复明”，尽管有“文字狱”，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仍是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日子，能够让人活下来就心满意足。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轻赋税”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什么民族矛盾，民族仇恨，很快就被人淡忘了。治理天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用人治国的道理，都懂，这些都是汉人总结出来的道理。明朝皇帝明白，李自成也明白；亡国的经验教训大家都听说过，明朝皇帝听说过，李自成也听说过。可是那个时候真正做到的确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不能不让人反省，中国的制度和道德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更不要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提及过的民主和科学了。我们的目光又局限在中国大陆这一片土地上，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有远见的看到世界战略的形成，或者说，那时的中国没有培养有世界战略远见人才的土壤吧。
　　
　　　　12.南明小朝廷战略
　　
　　　　南明小朝廷更是将明朝的弱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甲申年(1644)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叁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叁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在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这些爱国志士内斗不断)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叁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作“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
　　
　　　　郑成功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明清之际优秀军事家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整个南明前期是建立在错误估计形势上的，朝廷加上继承了昏庸腐朽的传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后期南明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战败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但是大势已去，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没有任何政改吏治，既不得民心，又没有军心，被吴叁桂各个击破。南明前期的战略很重要，当时满清刚进入北京，政权不稳，而且准备也不足，南明有足够的实力收复北京。但是南明面临满清这样的强敌无动于衷，认知上出现方向性错误。一直以李自成为敌人，认为吴叁桂携清兵入关是救了明朝的江山，以满清为友，打如意算盘，想和满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后来清兵兵临城下，满清早已稳定北方，只要不出现战略的重大错误，南明的灭亡已经是无可避免，更何况南明一直应对失策，回天乏术。此长彼消之下，南明之亡毫无悬念了。为什么南明前期会出现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呢？当时亡明者，李自成也。明朝的国都是李自成攻克下来，皇帝也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明朝的天敌是李自成，而没有把满清当成敌人。
　　
　　　　13.史可法战略
　　
　　　　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却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来更是担负起扬州督师。扬州城破后，清兵开始大规模的屠杀，大约有八十万人左右被杀死，史称“扬州十日”，那是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史可法扬州守卫已经是大势已去。
　　
　　　　他所效力之南明弘光朝腐败已达极致，同时还受马士英阮大铖牵制。他的对马阮之流退让，放弃了特殊时期的中央集权，尤其是对兵权的控制。他不顾实力(这点和袁崇焕大相径庭)，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他前期战略失误，最后要作困兽斗，固守一城而不知不应计较一城一池之失的兵家常识。史可法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读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这是当时史可法死守扬州，多尔衮劝降时候,史可法的答复，应该说是真实地反映了史可法的想法和思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战略观来。先看史可法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叁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这一段是为吴叁桂引清兵入关最佳辩辞。
　　
　　　　言下之意很清楚，如果我史可法是吴叁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吴叁桂引清兵入关，做的对。史可法的态度是和南明一致的，也就是说，明朝的继承人包括朝廷、大臣都理解并且赞同吴叁桂的引清兵入关。这一点从战略上讲并没有错误。如果吴叁桂不引清兵入关，死守山海关，则必死于李自成的大顺军之手，一旦李自成部队把守住山海关，挡住满清入侵，甚至是和满清谈和，休养生息，积蓄实力，南明更是岌岌可危。再看史可法对未来战略的观点。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火召)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史可法原来是打算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满清，幻想连同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而已。之后想必是贯彻南明那一套划江而治的政策。由此可见，史可法的战略是大错特错了，史可法和南明一样缺乏战略的远见。在扬州之战中，史可法本身就是缺兵少粮，明明知道既无外援，敌军强大不可胜，城破是迟早的事情，还要作近乎自杀的抵抗。读《银河英雄传说》，这样对自己的士兵和老百姓不负责任的将军，我想来是深恶痛绝的。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在我看来，史可法选择自杀殉国，让手下人献城，并且要求清兵善待百姓比较好一点。这当然是题外话了，在满清的战略来讲，大规模的屠杀是让顽强反抗者害怕，杀一儆百。在史可法看来，全城的百姓都能够死得有气节，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史可法的行为已经是不能够用战略来衡量，当时又不能够全城人投票决定是否要无谓的死守招致报复。如果我是扬州城里的一员，我会怎么想呢。也许我会被史可法的精神感动，我能够无畏于生死与满清搏杀。可是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啊，我每天交税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国家也没有对我很好过，赋税很重，自己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那些明朝的士兵，烧杀劫掠，和强盗没什么分别，我和我的家人生命算是早不保夕，听说北方的老百姓过得还不错，清朝的税很轻，只是要留辫子而已，但是起码能活下来，我敬重史可法，可是也没必要一定要自己死啊。难道老百姓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史可法有权利要求全城的人都像他一样殉国吗？崇祯还知道自杀，还知道要李自成“勿伤百姓以一人”呢。这八十万人的死难道没有史可法的一点责任吗？不过与其说这八十万人死在史可法手上，不如说这八十万人和史可法都是死在封建遗毒的手上，历史就是满纸的“吃人”，死在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还多得多呢。史可法爱国，自己也不怕死。可是打战不是爱国和不怕死就可以打赢的，军事统帅必须要有军事才能，否则就是对国家和士兵不负责任。战败的过错不是爱国和殉国可以抵消的，今天我们不会去指责他的行为，但是如果还要去表扬他的行为，就难以苟同。毕竟战争的成败决定于实力和战略战术的运用。不懂军事的人，没有自知之明，却指挥部队，就是失败。史可法的行为不值得提倡，它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可以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但是不能够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任何人。我对史可法，一个字，“敬”。一是敬重，二是敬畏。
　　
　　　　14.历史的战略
　　
　　　　相对于神宗、熹宗，他们身为君王有那样不可思议的行为，这样的不称职和瞎胡闹的事情来说，这还不是最不可理解的，他们行为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至少还能在生活中看到类似的现象。但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传统理念，竟然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无条件的向这样完全失德的皇帝效忠，并且不可以有质疑，有反抗，有抛弃的权力，背叛者谓之“汉奸”、谓之“奸贼”，只要战死就能冠以忠臣之名名垂千古。“百姓”是中国的特色叫法，现在我们可以叫做公民了。老百姓包含了封建时代制度、皇权下的臣民或者奴才，弱者以及无权利救济的这些概念。中国家国特征是血缘关系为单位的聚合体，“百姓”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所谓“百”，表示多，用“百”字囊括各种家族。
　　
　　　　封建时代下，所有的公道、利益均以家族利益为依归，个人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所谓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以及家族外的利益与家族利益冲突时，后者就变得至高无上。当皇族利益与民众家族利益冲突时，皇族利益当然高踞一切。封建时代的特征，就是一切行为不以公平正义理念为基准，而是以家族利益为判断标准。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的超越性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此所谓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成王家族的代表而已，《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不过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却不考虑利益的代表人──皇帝不称职或者干脆渎职的情况，道德根本对皇帝没有约束，只是简单粗暴的要求所有人无条件的忠诚，直到事情恶化到无可救药。这样永远导致的是暴政取代暴政，是王朝一代代的衰弱。所以看待历史，我们根本不可能有立场。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今天我们能够提出公民的概念，能够从宪法保证公民的权利，并且从宪法引申出整个国家的法制，就是走向了制度化的进步。可以说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虽然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无法用现代公民的观念来思考问题，看待历史，但是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相信历史会有还原本来面目的一天。看历史，不能够强求古人有今天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需要表示理解。那个时代，根本是无法以对错来衡量，他们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活命，为了过得好一点，为了生存下来，在不公道的命运作弄下苦苦挣扎。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地看待，没有什么可以责怪和非议的。他们的选择都是一种自己的追求。我想是要了解当时的大环境，了解历史人物的战略观，并且从中体味到他们的选择都是不得已的悲剧。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并且或多或少的改写了历史，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了解过去，那个时代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其间反映出中国的特点和劣势，将会一直影响到中国落后，影响到中国近代那段最惨烈的历史，甚至影响到今天，或者还能够影响到中国的以后。到今天我们的思维方式并不会比古代人高明什么，如果对历史不能正确看待，对教训不能够汲取，我们岂不是连古人都不如了？难道需要后人来消化我们连古人都不如吗？不过这样也很正常，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孙子兵法》，上千年来人人都读，可是总是有大量不懂军事常识统帅犯下简单的错误，即使是现在，因为我们对军事的思维一定高过孙子兵法的范畴吗？未必。到今天，很多贫困者的生活也不会比千年以前贫困者的生活好，到今天有些冤案也和古代冤案一样冤。那么今天我们的进步表现在了什么地方呢？我以为主要是教育，教育主要是常识和思维方式的教育。常识是我们判断的基本条件，思维方式应该是启发式的、独立的、开拓的，不受定式影响的。如果是教育只是将常识学习变为在考卷上淘汰所谓“差”的学生，将思维方式变为只能唯一的思维方式。那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与历史上的教育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学生只是从一种奴隶变成另外一种奴隶，但是被奴役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如果不能用战略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自己的过去，不了解自己，还谈得上什么“知己”，另一方面，我们对西方和西方文化、政治、思想了解同样不多，一点点见识全来自于仇恨的历史，又怎么谈得上“知彼”。知己知彼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凭什么在世界格局的战略中判断形势，制定良好的应对之策，从而强大自己呢？难道凭的是像明朝皇帝一般的固执、狂妄和无知的自信吗？
　　
　　
　　转载《光明日报》

空见蒲桃入汉家

 

    统独史话：新疆易大旗

　　　　一、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
　　　　　　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
　　　　　　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
　　　　　　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陆游《汉宫春》句)

　　要按历史渊源去推论，西域与中原的血缘关系本应强于西藏，但近些年新疆却异动频频，民族骚乱此起彼伏。诚然，那里的种族冲突并不自中共建政始，多族混居难保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新疆汉人最多，却也不占压倒性的比例，维族与哈萨克都是大单元，更有不少横跨国界而栖息的其他种族。

　　西域各族人民与内地的接触要早得多。汉朝立国之初，就不堪北方强虏之扰，便派张骞出使西域，欲结交盟友合击匈奴。“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张骞一去十二年方回，足见路途之艰难险阻。张便建议取道蜀郡西去，被采纳，这才有了西南的开拓和云贵的臣服。其中贵州的夜郎国王发问：中国大还是夜郎大?“夜郎自大”之成语恰好反映了中原文化的自大心态，当时彼此素昧平生，连滇王国也有此一问，并不足怪。西南诸夷的归顺，无庸赘述。然而从这一厢尚未打通西域，忽报中国军队对匈奴作战大捷，“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河西走廊已收复，去西域便利了许多。于是张骞二度西行，所到诸国都发夜郎之问，张就带领多个使团、商团回长安，效果不言而喻，来使对中华上国的风采惊为海市蜃楼!此后，中国一边向西域殖民屯垦，一边邀请诸国东迁，他们本是游牧民族，迁徙并非难事。于是，西域的城邦渐兴，今日之处处遗址，犹见当年之盛。

　　公元前二世纪张骞之通西域，光照千秋，就成效而言，更胜于一千六百年后的郑和下西洋。尽管现今出土的文物显示，公元前五世纪，沿着天山与昆仑山之间的沙漠两侧，就有过南北两条羊肠鸟道，曾极其稀少地贩运过中国的生丝与陶瓷。但向西之路的真正开拓则在汉朝，这是无疑的。

　　西汉东汉交替之际，天下兵连祸结，中国国力锐减，匈奴又起(关于匈奴的故事，留待下篇再谈)，西域诸国与中原疏隔，自己又打个不亦乐乎，一些国邦恳请中国援助，东汉王朝却无力西顾，人家便说派个“总督”去也是好的。于是中国又一贤人班超再度出西域(公元一世纪)，他既有苏秦、张仪之辩才，亦有萧何、韩信之智勇。他在西域前后三十年，合纵连横，政绩卓然。然而他的祖家长安已不复前朝之豪气和阔气，一度撤销西域屯垦区和协防军队，并召回远在新疆疏勒的总督班超及西域所有中国使节，当地人一再挽留，甚至班超甫去，恐惧龟兹王国入侵的疏勒大将即自杀。班超半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毅然回师大破龟兹，后率多国联军再取天山北路，西域海晏河清，长安大喜过望，班超就此封侯。

　　然而，本朝中国在西域虽有领地，但另一些只是藩属国，甚至仅仅是盟邦。等到中国周期性的动乱降临，西域又告丧失，一晃已是六百年过去。中国总算迎来下一个强盛的王朝。唐军挺进西域，发现头号劲敌是不知什么时候膨胀起来的西突厥汗国，而夹在中间的几个古老小国不是东投就是西靠，要巩固西域必须摆平前者。初唐国力与民气之昂扬，谁敢攫其锋?这从“脱手斩得小楼兰”、“红旗直上天山雪”、“不斩楼兰誓不还”等唐诗中可见一斑。唐军与西突厥军会战于伊犁河，这是比官渡之战还要壮丽得多的一次战役。西突厥人大败，唐军乘胜追过中亚碎叶河将残敌彻底击溃。此战的另一副产品是碎叶城收归中国版图之后，日后诗坛多了一位生于该处的稀世奇才，他就是李白。

　　却说唐军所以势如破竹，也得归功本朝的文化开放襟怀。中国军队的将士多有回纥人、东突厥人及别的少数民族，最高可以做到三军统帅(这传统在本朝一直延续下去，大将军、藩镇节度使常由胡人来做，如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仆固怀恩等等)。西域诸国望风降顺，万众归心，自属当然。中国在西域的势力已扩张到极点，那边不再有盟邦或敌国，都结结实实划为自家的郡县领土，如乌鲁木齐已定为“庭州”。唐军未始不想继续西进，大将高仙芝(高丽人)已攻陷中亚塔什干城，恰巧阿拉伯(大食国)人被二手贩来的东方丝绸瓷器撩拨得心神不宁，正集结廿万大军想将中国连锅端了去，高仙芝闻讯以七万各族联军在中亚吉尔吉斯迎击，恶战五日，唐军兵少而不支逃回，结局却是两败俱伤，阿拉伯军损失惨重，无力再战，想想要打人家的算盘只怕是与虎谋皮，要穿丝绸不如花钱买好了。于是两边都不欲再启战端，便齐齐罢手，一团和气地做起生意来。遂成全了丝绸之路的赫赫盛名，昔日时断时续的商旅之途全面开通，在中西交流史上大放异彩。作为回馈，阿拉伯人传入了棉花、胡麻，自然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以及曾令白居易泪湿青衫的琵琶。

　　西域的平定，使唐朝与西厢南路的吐蕃王朝碰个正着，便有了前一节的故事。这里要补叙的是关于回纥汗国的插曲。回纥与突厥都是今日中国回回民族的祖先，但伊斯兰教其时刚刚创立未久，还未传入中国。游牧回纥人既无宗教也无祖国，只是唐王朝与回纥感情甚笃，便扶持回纥人在被唐朝灭掉的西域国邦的故地立一藩属国，此后七十年间嫁过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大和公主三位皇室千金给回纥可汗，这段岁月里，中回一家亲，回纥总是召之即来，为中央效死。最别致的是安史之乱时宁国公主的丈夫应召领回纥兵与迟松德赞(金城公主之子)的吐蕃军大战，这是姨父与外甥的大对决，后者吃了败仗。而后来继任的另一回纥驸马(娶咸安公主)，则成了吐蕃寇兵的终结者，逼其退缩高原，不再出来行走江湖了。然而，回纥的最后一位驸马爷(娶大和公主)运气却欠佳，他在与沙陀(甘肃灵州)人交兵时战死，继而汗国也被曾经屈服于它的一个西域部落所灭，造反者自称是汉代名宿李陵将军的直系后裔，在一个野心家蜂起的纷乱时代，我们对此姑且存疑。不过，李陵及张骞当年羁留在异邦境内时，都曾与当地人结婚，生过若干子女，这均见诸史载。且说败亡的回纥国，一部流入中亚，一部定居西州(新疆吐鲁番)，亦即今日之维吾尔人。

　　总而言之，天下已倾，这场大乱局卒令西域再度告别中国，而且迷失了一千年之久。

 
　　　二、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
　　　　　　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
　　　　　　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
　　　　　　剪烛看吴钩。(张孝祥《水调歌头》句)
　　却说武功盖世的元世祖带来大量的“嫁妆”入主中国，虽有众多西域色目人随军入华，但西域的领土并不属于中国。皆因忽必烈做中土皇帝做得乐也融融，兄弟反目也在所不较，西边那几个汗国遂与中原生死不相问吊。元未灭之前，西域那两个汗国已兼并为一。元灭后，最远那两个汗国几经易手，终被阿拉伯人与欧洲人夺了去，这些兴亡故事都与中国无关，故从略。

　　明朝降世。据考证，出生于安徽凤阳的朱元璋有回回血统。汉人好不容易“逐除鞑子”，当然不愿承认这点，朱氏也出于多种原因讳莫如深。这其实不重要，他显然从没读过可兰经，他是信佛教的，倘非他出家的寺院在战乱中被焚，他未始不会做和尚做到底。明朝之一统江山，西域当然不在其中，中国对那一厢已十分淡漠。看来，汉族人袖手的事情，只好留待满族人来做了。

　　大清立国，便连续出了几位英明君主，文成武德极尽一时之盛。但是自极东北来的种族，对极西北的情势不甚了了，所以大清的开边，新疆是最后一块收归中国的领土。说来也是西域人太过招摇而引起清廷之侧目的。西域处于东西方势力的夹缝，长期以来如戈壁红柳，左飘右摆，又兼群龙无首，各自为战，难有作为。十七世纪末起，西域忽地英雄辈出，准噶尔汗国(这一房蒙古人并非成吉思汉的嫡系子孙，他们立国西域，建都伊犁)跟清朝一样，连续出了几位大豪杰。他们兼并了许多部落小邦，渐渐强大并抖擞起来，他们的势力伸展到外蒙古、青海，并且一报宿仇——多个世纪前他们迭遭吐蕃人的欺负，这回才有第一次反击，准噶尔名将大策零强渡关山，长途奔袭拉萨，一战功成。这是军事史上的杰作，他们要翻过天山，越过大沙漠，再攀昆仑山，此行连飞机的空中直航都要飞1700公里!很不幸，他们生不逢时，与强大的清朝处于同一时代。于是，他们从各方抢来的土地总是坐未暖席就被清朝夺回去。况且，他们也不该设卡禁阻原居西域的汉、蒙百姓自由往还。北京屡接边关谍报，已不胜其烦，决心将西域连锅端。大军出塞，发现西域已跟《汉书》、《唐书》上的记载不尽相符了。众多古老的城邦已如大漠蜃气般消失，如高昌国、轮台国等，连唐人都说：“九月轮台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于今它们不湮没进流沙里才怪呢。不过这都阻挡不住西征步伐，虽然准噶尔人的抵抗极其壮烈，雪上加霜的是天花瘟疫骤降，人民纷纷倒毙，连国王也病死。但他们宁死不屈，遂玉石俱焚，除一部逃入中亚哈萨克，都被履及剑及的清军屠绝，于今中国境内已无准噶尔人，只剩下准噶尔盆地这地名供人凭吊。但这个汗国还包括天山南路，那里是“准部”所征服的“回部”。此地正是唐朝西域疆土的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的主干线。回部住民全是当年星散的回纥汗国先民的后裔，他们已改称为维吾尔族。清军马不停蹄，转取天山南路。回部也曾抵抗，却不如准部激烈。于是，天山南北两路均告平定，清廷取名为新疆。至此，西域失落了整整一千年之后，重归中国之怀抱。

　　不过，清帝国衰亡之际，新疆又生事端。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变，彼伏此起。几位失利后逃入新疆的陕西回军豪杰，相继在乌鲁木齐、喀什喀尔发起暴动，诛杀及驱逐清廷官吏。这时，位于天山西麓的一个浩罕王国，派出阿古伯率领军团越境援助。关于阿古伯，我们先给予最大的宽容，他虽是外国人，还算是久远的回纥汗国流入中亚的另一支，同为维吾尔族。但说不过去的是，他喧宾夺主，鹊巢鸠占，先后将原来中国回民的起义领袖流放或杀害，占领全疆，仅余伊犁的清军还在死守，却又被俄国军队从背后插一刀，夺走该城及周遭疆土。阿古伯接二连三地与英俄签署外交条约，又向回教苏丹的土耳其帝国献媚效忠。新疆分裂长达十四年。其时中国被列强欺凌，已元气大伤，“国脉微如缕，问长缨，几时入手?”所幸者，还有个左宗棠，他力主出兵收复新疆。李鸿章则认为中国的外患已非来自陆地，而是海洋，西北那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册封阿古伯为汗王，让他象朝鲜、越南一样当藩属好了。左将军泣血陈词，终遂其志，便挥军西去，一举光复天山北路。英国要求给阿古伯留下一块地盘，以免破坏中亚的均势和平。北京最怕英国的脸色，几乎要就此拍板了。唯独左宗棠力排众议，怒不可遏地质问：英国人何不将印度割给阿古伯?于是猛攻天山南路，阿古伯绕室彷徨，其祖家浩罕王国已于去年被俄国吞并(俄方行状又怎去维系中亚的“均势和平”?)，他退无可退，只好仰药自杀。新疆已克，俄国再占着伊犁显然没什么道理，但他们在与清政府“谈判”交还伊犁时放刁撒诈，中国只拿回一座城池，却被诓走了周围的大片领土。清廷已无复昔时之胆气，只好认了。这便是中国所保存至今的新疆。

　　中华民国治新疆，杨新增是一时之选，他在国家多难之际，使新疆波澜不兴，至为太平。中共入疆时，王震杀人杀得太狠，不得不换习仲勋去安抚。其后的三十年乏善可陈，更别提大饥馑年间“国际逃荒”的伊犁事件。但是，客观而论，近十余年来新疆的经济发展强劲，递增速度胜过了内地多数省份。中央固然需要新疆的石油、天然气、矿产，却也颇注重当地的基本建设，并通过投资导向，强固新疆与内地的经济纽带。新疆的运数也忽而紫气东来，一夕之间苏联的中亚各加盟共和国都树帜独立了，比起这些穷亲戚，新疆实在胜出不少。剩下的中俄边界西段也最后划定了。欲论今后的治疆方略，亟需改善的是民族关系、人权状况，让温饱起来的人民活得更有尊严。诚然这是整个中国政治变革的“瓶颈”，不独是新疆而已。

　　如果人们承认新疆的情势较之西藏不可同日而语，便可注意到新疆的分离活动偏偏已日益活跃。新疆向何处“独立”?还是那个老掉牙的、海市蜃楼般的“东土耳其斯坦”?这不过是槐树下的梦想罢了。然而，不同的文明是自有其律动周期的。笔者预测，新疆的独立分离运动将被宗教复兴运动所代替。宗教运动并非洪水猛兽，它是某一文化体系更新生长的必然。堪忧的是，处理宗教事体，素非中共之所长。这确乎系横贯于新疆各族人民额头上的一道浓重阴影。

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遗憾

 

    傅国涌：自由撰稿人，1967年1月生，现居杭州。近年来曾在《读书》、《书屋》、《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论坛》等报刊发表文章（笔名骆驼刺、付阳等）。
 

　　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试图为中国的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制定一个解决方案的，孙中山是第一个人。这个伟大的中国人，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是因为他的目光穿过各种各样的现象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他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在清朝垮台前的十六年里，他流亡海外，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居留，对西方近代文明，和他们的政治制度运作有深刻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爱，他流亡过的西方各国的先例，最后都被他概括在三民主义中。三民主义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它的形成曾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894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会长名为"伯理玺天德"，即英文President，就是民主国家的大总统。这是他对民族、民权主义最早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二民主义"。1

　　1904年孙中山替美洲致公堂重订新章，第二条就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2 在此之前，《苏报》案发生后几个月，孙中山在日本创设革命军事学校，招收有志于学军事的留学青年，开学时就以这十六字作为誓词。1905年春天，他在欧洲与愿意参加革命的中国留学生订立盟书，其中也有这四句话，而且成为后来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早在朱元璋北伐元王朝的檄文里就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3 ，"创立民国"的响亮口号则是孙中山率先提出的，与兴中会誓词相比，多了"平均地权"一项，这是他民生思想的滥觞。同盟会成立后五个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但还没有"三民主义"简称。同年12月，香港的《中国日报》发表代售《民报》的广告，因为广告上登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太冗长不便，就简称"三民主义"代替，4 这是"三民主义"最初的由来。后来孙中山认为这一简称适当而采用，这一名辞也就成了普通名辞，被广泛采用。

　　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三民主义，同时首次提出了五权分立。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论述直到他去世前的一年，才由他在广州以演讲的形式加以完成，但由于发生商团叛乱而中断，民生主义最后还没有讲完。1924年12月首次出版了根据演讲记录整理的《三民主义》一书，这本书的孕育时间前后达三十年，虽然作为一个名词它早已流传于世了，而且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前后有些变化，如他创建中华革命党时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实现，所以只有"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晚年学习苏联以党治国，又加进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内容。但大体上，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学说，是孙中山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

　　三民主义几乎能够为全国的人所接受，1949年前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为三民主义奋斗的话。全部接受这个主义的人不多，即使在国民党的骨干中对民生主义有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辛亥革命前，焦达峰等同盟会员另外成立共进会，誓词中就把"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但这个主义中间的确包含了一些能够让所有有思想的中国人都感动的东西。因此在袁世凯死后的中国，不少军阀都试图以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来装饰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割据和专制寻找动听的门面，当然差不多每次都出卖了他。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在接连不断的失败中始终屹立不倒，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死。

　　诚然，辛亥革命只是将满清皇帝赶下了台，终其一生孙中山先生都未能实现他三民主义的宏大理想。他死时列强依旧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满目疮痍，民生维艰，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目标都未达成，民权主义的目标更是遥遥无期！透过他忧郁的眼神，我们看到的是他理想未酬的深刻伤痛。

　　今天孙中山是海峡两岸都立正的人，在台湾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在大陆他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每年的重大节日（如"五一"、"十一"等）他的巨幅画像都要树立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不少远离政治、厌恶政治的人也认为在政治家中只有孙中山是高尚的。孙中山诚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象他那样提出了如此富有概括力、如此有远见的学说。他顺应世界潮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从民族、政治、社会各个层面提出他的三民主义，不知激荡了多少青年的热血。

　　尽管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平均地权"中仍然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成分，和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均贫富"口号也不无一脉相承之处，他自己晚年还把三民主义解释成是继承了中国古老的传统。但他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已提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基本方案。然而，在孙中山四十余年跌荡起伏的政治生涯中也不是没有遗憾，本文仅指出这位伟大人物的四个历史性遗憾。

　　遗憾一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0年1月，北大学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及一位天津女学生到上海拜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说："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许德珩等回答："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没有拿起枪来，就不算革命吗？"5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

　　辛亥革命正是因为袁世凯凭借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北洋军，既迫使清帝退位，又迫使革命军妥协让步的。袁氏称帝则不但面临着西南的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北洋大将段虎、冯狗等也纷纷投了反对票，因此他才不得不脱下皇袍，在一片叫骂声中死去的。

　　此后中国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都是武戏，督军团也好，张勋复辟也好，马厂誓师也好......，所谓直系、皖系、奉系都只不过是暴力的代名词。

　　追求民主共和，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关注暴力问题。辛亥革命之前，他自述有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辛亥革命以后，从二次革命、肇和军舰起义到北伐，他所重视的也是暴力。所以他才会对"五四"学生说出这番话，暴力革命的传统已经渗入他的骨髓里，所以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只是赤手空拳地与北洋政府抗争而已。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权力的更迭是和平的，整个中国史就是一部弥漫着血腥味、火药味，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历史。孙中山在黄埔建军以前并没有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所以在和袁世凯、和形形色色的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屡屡受挫，发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叹！国民党也只有在掌握了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以后，才能到南京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这是孙中山晚年留给他缔造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遗产。孙中山去世前并没有选择蒋介石为接班人，他当时的安排是由胡汉民负责民政，汪精卫负责党务，廖仲恺负责财政，蒋介石则是掌握军事的人选。但在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注定了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校长将成为国民党的头号强人，这是中国式的必然逻辑。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

　　同样，共产党如果不紧紧依靠枪杆子，就根本谈不上1949年赶跑蒋介石。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当时还年轻的毛泽东在"四一二"的血泊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走上井冈山，开创了一条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但20世纪对枪杆子如此的重视并不是从他开始的，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懂得其中的奥秘，黄埔建军起家的蒋介石也懂个中三味，连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的孙中山也认为只有拿起枪杆子才算"真正革命"！

　　"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革命传统的先例。它并不诉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立足于文化启蒙，唤醒青年、号召民众。它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是从政治入手，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一些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孙中山所不能理解的。他虽然在"五四"运动后也领悟到思想的重要性，但在他这里思想永远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他的"心理建设"--"知难行易"也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在近代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以孙中山锐利的现代眼光也没有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当然，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五四"开创的启蒙事业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夭折了。"五四"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未完成的题目。

　　遗憾二向日本借款的条件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自己缔造的共和国成了通缉犯，被迫再度亡命日本。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义旗。为此他曾多次与日本人会谈筹款之事。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新，中国将给予的报酬是"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6 8月24日，他与犬养毅说自己正在准备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及军费筹集情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犬养毅回答筹款的事要与头山满商议后答复。7 头山满虽然表示支持孙中山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违反日本政府及军部而支持孙。孙中山通过他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日本拒绝给予他贷款。孙中山8月21日（也就是这次谈话前三天）曾走访过头山满，对此他心中是清楚的，所以他竟然说筹款"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可以。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违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甚至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8

　　当然，孙中山也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这些文献表明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孙中山先生曾不惜以东北三省的特殊权益作为条件。还有"不惜任何条件"的许诺。

　　即使在袁世凯死后，他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的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9

　　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以"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

　　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

　　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10

　　孙中山虽然是明确反对《二十一条》的，但他愿意给予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和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二部分有关满蒙的要求相比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只不过《二十一条》更加具体而已--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11

　　《二十一条》所提出的有关在满蒙的权利和孙中山的许诺大同小异，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政府始终不接受他的条件，支持其革命事业。这恐怕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孙中山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对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许多史实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遗憾三中华革命党

　　辛亥革命前三年，同盟会内部发生多次严重纠纷，矛头都指向领袖孙中山。孙中山也因此先是在旧金山组织同盟分会时把同盟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把誓词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12 后来又在南洋通告将盟书里的同盟会员字样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但中华革命党并未正式成立过。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给了孙中山惨痛的教训，这位民国的国父竟然在自己的国度里成了通缉犯，被迫再次流亡海外。他在那些痛苦的时光里思考着失败的原因，思考着革命的出路，准备第三次革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组织涣散，不服从他的号令，他的想法得不到贯彻，"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才导致失败，他自称南京政府时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都由不得他主张。后来他写《建国方略》时进一步提到"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13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要重建一个秘密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公开的政党。这次立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14 要全体党员服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中华革命党总章》第七条即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15 在孙中山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词，16 还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指摸。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17

　　党章第十一至十四条按照入党时间先后进一步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18 就这样这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他试图通过对党员的严格约束，划分等级，论功行赏来实现他的理想，实际上和他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背道而驰、越走越远。据他当时的主要助手居正回忆，他还发表了这样的谈话：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19

　　作为当事人和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从这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逻辑都已经呼之欲出。

　　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就遭到革命党人内部的强烈反对，黄兴坚决不加入，并远走美国。二次革命的风云人物李烈钧、柏文蔚等都拒绝参加，连老同盟会员谭人凤等也远离了孙中山。黄兴批评服从一人是违背了孙中山自己倡导的自由平等主义，加盖指摸"迹近污辱"。对此孙中山解释说：

　　"第三次革命之后，决不如第一次之糊涂，将全国人民名之曰国民；必其有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曰国民。然至成功之日，其宣誓注册之人，自然争先恐后，举国若狂，亦恐根底不固，易为巧诈，借名取利，容易把真心原始之革命党推翻，如袁氏近日之所为。故定事前首义党人有优先权利，选举执政当在首义党人，民国乃能巩固。然到时冒称为首义党人，欲得元勋公民权者必纷纷也。如第一次之官僚劣绅，向来反对革命，杀戮党人；及一旦革命成功，此辈则争先自号为老革命党，把持一方权利。而向日真心革命志士，且多被此辈杀戮，真伪莫分，热诚志士，成败俱遭惨祸，实可痛也！故第三次成功之后，欲防假伪，当以指摸为证据。盖指摸人人不同，终身不改，无论如何巧诈，终不能作伪也，此本党用指摸之意也。......况今日之法，乃欲行之于全国国民者也。吾党为首义尚不肯为，他日全国更何能望其一律遵行也。......总之，指摸一道，迟早要盖，今日为党人不盖，他日为国民亦必要盖。倘以外国待犯人为言，则外国待犯人，往日单独以照相行之，岂吾人则永不照相乎？"20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血的教训中得出了这些沉痛的结论，但他忽略了他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权，国民性的整体缺陷不可能通过对革命者授予优先的特权就能加以解决。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普及，没有形成公民社会，当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先生试图赋予革命党人以参政、执政的特权来确保革命理想的实行也是空洞、不可靠的。他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最得力的助手陈其美当初在上海主政，一样是滥杀无辜，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并不是死在"官僚劣绅"的手里，而是陈其美这个响当当的老革命党人指使另一个革命党人蒋介石干的。这样的例子在民国之初也不是孤立的。阎锡山、唐继尧、陈炯明等也都是老革命党，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很清楚，和北洋军阀又有什么区别？！

　　人权没有保障，即使是"真心原始之革命党"当政，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共和可言。孙中山先生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只能以指摸、誓约（所谓"甘受极刑"）来推动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败笔。所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已经不是站在历史的浪尖上。

　　十几年后，在蒋介石的南京政权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当年中华革命党的影子，所谓革命只是给了少数人分赃的机会，这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如果他本人活着，他的人格、威望、无可比拟的号召力，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新政府不至于马上堕落为一个腐败、专制、黑暗的政权。一个没有了孙中山的国民党一旦取得政权，他们能够做的当然首先就是按等级分封职位，而孙中山理想中的宪政目标则可以被无限期地拖延。

　　遗憾四党在国上的苏俄模式

　　辛亥革命前十六年的流亡生涯，二次革命后三年亡命日本，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教训，特别是1922年他一手扶植起来、倚为长城的陈炯明叛弃了他，孙中山称之为"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21

　　孙中山回首漫长的革命征程，是一连串的失败、流血和牺牲，亲密战友陆皓东死了，郑士良被朋友、叛徒毒死，黄兴英年早逝，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朱执信、程壁光死于桂系军阀之手......辛亥革命失败了，二次革命失败了，护法运动失败了，中华民国依然只有一块空洞的招牌，他曾经争取日本的支持，也寻求过西方列强的帮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开始联俄外交，向新生的苏联寻求帮助，逐步走上一条"联俄联共"的道路，并以苏俄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革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提出要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党政府，"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22 明确提出"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23

　　这就是后来蒋介石的党国的由来，蒋介石正是利用了孙中山的理论和他《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的三时期说，以国民党训政的名义实行一党专政，把民国变成了党国。这是孙中山晚年学习苏联的结果。

　　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说得很明白，二次革命后"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24 他的建军思想也是要"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25 蒋介石曾到莫斯科学习过军事。所以孙中山留下的国民党是仿效苏联党的模式重建起来的，军队最初也是搬用了苏联的一套。

　　1924年改组的国民党引入了苏联"一党专政"模式，仅仅一年后孙中山先生就黯然去世，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再也没有人能深切理解"民权主义"的意义。虽然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要求他的同志们依照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继续努力，但他的后继者在继承孙中山的遗产方面除了把他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外，其他的大部分都被置之脑后了，所以我们在大陆看到的只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导致了败退孤岛的结局。

　　这恐怕不是孙中山的原意，但孙中山晚年源自苏俄的"党在国上"思想无疑为蒋介石将民国变成党国铺平了道路。在这块有着深厚帝王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党天下"仿佛顺水推舟。对于身后出现的一党专政局面，虽然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但却是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注释：

　　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19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 同1 ，200页。
　　3 《明太祖实录》，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379页，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4 同1 ，208页。
　　5 《孙中山集外集》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8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7 同5 ，224页。
　　8 同5 ，225-226页。
　　9 同5 ，228页。
　　10 同5 ，236页。
　　11 转引自蔡东藩《民国演义》第二册12页，参考《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110-112页。
　　12 同1 ，204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58页。
　　14 同6 ，92页。
　　15 同6 ，98页。
　　16 同6 ，97页。
　　17 同15 。
　　18 同15 。
　　19 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居正文集》上册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0 同6 ，141-142页。
　　21 《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549页、555页。
　　22 《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103页。
　　23 同22 ，104页
　　24 同22 ，137页。
　　25 1924年1月，孙中山与鲍罗廷等的谈话，同22 182页。

朝鲜半岛前景

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2006/07/1895985.html

近日北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7枚导弹，引起的骚动尚未平息。各大国的反应种种不一，事实上，它们对多年来的朝鲜危机，唯一具有连续性的地方就是这种不一致性。

北朝鲜的意图

和以往一样，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揣测这个“隐士之国”的意图，因为就政治决策的不透明而言，这个星球上如今很少能有与朝鲜相比的。西方各国也常常对这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坏孩子”流露出不加掩饰的反感，并对它那种声嘶力竭的高调多少感到有一点莫名其妙。

朝鲜的处境和作为有时让我想到民国时的土匪，曾被他们绑架的西方人回忆，这些土匪的目的常常倒不是钱财，而是“要在各个方面造成灾难、流血和破坏，这样政府就会认识到他们的强大力量，不敢进攻他们，进而最终决定收编他们”[1]。其中有一个云南军阀，在失势后，绑架了几个外国人，以此和督军唐继尧谈判，希望对方能意识到自己造成破坏的能力，进而逼督军让步，使自己及手下官复原职。

当时落入土匪手里的西方人对这一逻辑感到十分费解，因为这和他们的基督教文化里的逻辑背道而驰。但在中国传统政治模式里，政府如果无力对付地方势力的挑战，就会变“剿”为“抚”；因此对地方势力来说，迫使政府不得不采用“招安”政策的有效策略就是显示自己有足够的破坏力，使政府意识到“剿”的代价太大，从而承认现状。当然，国际政治不是警匪片（虽然美国是“世界警察”而朝鲜是“流氓国家”），国际社会也不是黑社会——但国际社会却和民国的混乱时期一样，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

在这一逻辑的背后，制造麻烦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仿佛自然界中色彩鲜亮的有毒小动物，炫耀自己的力量，警告对手不要轻易进犯它。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朝鲜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力量和政治体制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寻求被西方列强承认为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是近代以来日本、中国等后起国家念念不忘的目标之一。然而问题就在于：按美国的政治逻辑，朝鲜越是制造麻烦，它就越不能接纳和承认这个“流氓国家”为国际社会的普通一员。就像一个强硬的警察一样，他强调的是土匪必须先放下武器，然后才能谈条件。

发射导弹的目的之一是引起美国的重视，而美国的目光却主要仍停留在中东。这其中的一个吊诡之处就在于：朝鲜虽然谴责美国的霸权，但发射导弹按逻辑而言却是承认美国的霸权和世界警察地位——很显然，假如美国不是霸权，那么朝鲜的挑战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世界警察，你朝鲜无论干什么，关我什么事？

朝鲜半岛如今的僵局多少是因为双方不同的政治逻辑冲突的结果，但相比起来，朝鲜处在远为脆弱的位置。基辛格在《大外交》说：“法国与现代以色列相同，以处处作梗来掩饰其脆弱的内在，以强硬不妥协来掩饰心中出现的恐慌。它也同现代以色列一样，不断有被孤立的危险。”用这句话来形容今日的朝鲜，也无不可。朝鲜手里可出的牌并不多，如不进行必要的改革，连维持现状也成为一件困难的事，即使目前看来制造了一些危机，实际上对手们还按兵不动，后着源源不断，大可将它置于慢性绞杀之中。

朝鲜现在唯一真正的依靠是中国。这一点想来也不是它本身所愿意看到的，在苏联崩溃前，它还可以通过效忠游戏，在中苏之间坐收渔利。对一个小国来说，过分依赖某一大国，不但外交回旋余地大大减少，并且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正如英国政治家早就意识到的：能保护英国的必然也能征服英国。不幸俄国现在大为衰落，在朝鲜半岛六方会谈中的参与不过是各国出于礼貌才发放一张旁观席的票罢了。

六百年前，辽东/朝鲜边境的女真部落在首领李满住（清王室祖先）率领下，介于三大国（明、朝鲜、蒙古）之间，谋求壮大实力。李满住在四十年酋长生活中，管领着不满二千户的部落，不断袭击朝鲜和辽东边民，使两国政府深感头痛，不能不设法羁縻，减轻边患。他的办法是：寇明则亲蒙古，寇朝鲜则又亲明。最终他的失败是同时得罪了两个大国，又不能得到第三者的障庇。这个故事的教训对今日的北朝鲜同样适用。

包括美国政府的公开言论在内，大多数人都主张对朝鲜局势以谈判来解决。不过人们同样注意到，北朝鲜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指望通过一两次会谈就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这更可能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民国时被土匪绑架的西方人质也注意到，即使“人质的生命危在旦夕，但是在东方，讨价还价须得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那是一场考验胆略的交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湛的技巧，稍一不慎显出急噪而草率行事，就会被认为内心虚弱。结果，谈判必定会拖得更久，而西方人看来理应结束时往往无法结束。”[2]

由于其政治决策不透明，官方声明又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语言，人们常常觉得朝鲜的生硬、粗鲁、甚至疯狂，有时反而让人莫名其妙。正如1850年俾斯麦对拿破仑三世的评价：“他喜怒无常反令人高估其智慧。”不过1980年里根上台时，也曾发出过一系列好战的强硬声明，当时的观察家说：“让苏联人认为他有点发疯了，这正是里根战略的一部分。”按战略学家卡恩的学说，大国争斗犹如公鸡斗架，“没有一个人想与一个疯子挑战”。金正日和内贾德一样，看来都不是疯子，而是精明的现实政治家，当然如果能带来好处，也不妨装一回疯子。

朝鲜半岛统一的可能性

国人常拿朝鲜半岛在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来和海峡两岸作对比，结论是朝鲜民族比我们更有向心力。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看来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但我认为两者是实际紧密相连的大棋局的一部分，它们将基本同时得到解决，否则就同时悬置在那里。从大的格局来看，二战后东亚地区海洋势力与大陆势力的对峙发生在三个地区：朝鲜、台湾、越南。结果半岛形态的朝鲜双方打平，海岛形态的台湾受控制于海洋势力，而本属大陆一部分的越南则是大陆势力艰难占上风。朝鲜的对峙是由于双方的势力都无法压倒对方。未来的形态则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

朝鲜半岛的分裂，本身就是人为的结果，是政治力量冲突的悲剧。1950年9月，美国驻汉城大使奥斯汀曾说：“把朝鲜分成北朝鲜和南韩的这道人造的障碍物，无论在法律上或是在理性上，都没有可以存在的根据。”话虽这么说，但在冷战世界中，改变力量对比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由不得当事人做主。1950年代，鉴于一个统一的德国可能会倒向对方阵营，美苏任何一方也不愿冒险让它统一。

1994年金日成去世以来，韩国经济蒸蒸日上，而朝鲜则陷于经济崩溃和粮食恐慌的地步，这种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多数观察家都认为未来的统一，将由韩国主导。不过正由于在力量对比中处于明显劣势，也使朝鲜对统一的热情大为冷淡。今日的北朝鲜政府，连一些中国人也对它没有好感，不过50年前，韩国给人的印象也不怎么样。当时的联合国组织对李承晚政府十分反感，指责它缺乏民主，是一个极端野蛮的警察国家。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朝鲜常设委员会还提出建议，不要把解放了的北朝鲜政府交给李承晚。

朝鲜半岛的38度线如今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分界线，比柏林墙更为严密。1953年后的近五十年内，“没有一个人、一封信、一只包裹可以通过这条线”，直到不久前的韩国“阳光政策”后才有所改观。这种长期的隔绝也使一个过早实现的统一具有危险性——如果在2020年之前象两德那样“突然统一”，韩国也将被拖累得付出沉重代价。

一个渐进的、有日程表的统一可能是最好的，但这仍然要取决于大国的意愿。德国在1870年、1990年的两次统一，没有俄国的默认，都是不可能的、至少是没有这么顺利的。相比起来，朝鲜半岛还没德国强大。支持邻国的统一常要付出代价，这种支持，如果不是政治短视（如1870年俄国支持德国统一就是），那么就是通常是因为自身足够强大（如1860年代法国支持意大利统一，不担心意大利壮大后反对自己），或者反对的话代价太大、无力承受（如1990年法国支持德国统一）。朝鲜和中国有志于国家统一者都可从这两方面下手考虑。

中国应持什么立场？

在50年前的朝鲜战争中，一句著名的口号表达了中国的意图：“保家卫国”——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朝鲜人的家国。北朝鲜的独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性，正如英国当初在印度所做的那样，“让那些顺从的土邦去防守进入印度的通道，同英国人自己防守相比，会是同样安全，而且要省钱得多。”

中国历史上曾处理过类似的边境案例，例如东汉在击败匈奴后，将匈奴一分为二，亲汉的南匈奴接受半独立的地位，内迁至长城下，并协助汉朝打击北匈奴。当有人提议同样接纳北匈奴时，有大臣谨慎地指出，这必将疏远南匈奴。这一历史情形虽然与如今的朝鲜半岛局势有不可类比的地方，但有一点仍是不变的：即中国接近韩国将不可避免地疏远朝鲜。平壤不会不注意到，中俄在与韩国建交后，美日却仍不承认朝鲜；使它颇感心酸的是：中俄在这种局势下企图保持中立以维护本国利益，本身就是对“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背弃。

长远来看，朝鲜半岛是一定会统一的，不过这应当是中国希望看到的那种统一。尽管维持现状对中国有很大好处（一如台湾维持现状也对美国有好处），但为一些短期政治利益而赞成朝鲜分裂则是不恰当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法国一度也希望美国分裂，但“最后，南方战败，它从法国仅仅得到了一些漂亮话。而北方因巴黎采取的立场而产生的怨恨很长时间内没有消除”（《美利坚敌人》）。

就目前而言，维持现状拖延时间是最适当的手段，尤其当时间对我们有利时。不过这种乐观情绪不应使我们忽视这一点：即一个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必然将会有自己更强大和独立的声音，与中国的摩擦也不可避免地将会增多。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是常有的事。例如越南南北朝时，双方都借力于外人：安南多用荷兰人，广南多用葡萄牙人，当时欧洲人在两国很受优待。到17世纪后期，两国息兵无事，排外之风遂大盛。18世纪末越南内战，法国人帮助南方获胜，阮朝第一代皇帝因此对法国人十分友好。但第二、三代（明命、绍治两朝1820-1847）却转而奉行反法政策，开始排外、屠杀教士。一百多年后，再次发生类似情况，这一次，北越在统一全国后，第二代领导人就开始一反上代的亲华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外力仅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不得不暂时借用的手段，一旦目的达成，就会将之抛开。如果统一后实力上升迅速，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得更快，例如1870年德国在俄国支持下统一，俾斯麦极为感谢，强调两国友谊的重要性，但不出20年，德国的反俄情绪就大幅上升。 

朝鲜半岛也并非没有先例。前三国时代，新罗本是朝鲜半岛最弱一国，但与唐朝最为友好。唐高宗时，唐与新罗结盟消灭百济、高句丽，矛盾随之而来，双方一度围绕着如何处置高句丽故地而发生争执，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只是因为唐朝在西北方军事状况吃紧，才作出退让，很快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了疆界问题。

朝鲜由于地形局促，历代常奉行向西扩张的政策。三世纪，高句丽协助曹魏灭辽东公孙氏，使自己和曹魏之间失去缓冲地带，又想占据辽东，结果遭到曹魏的大举进攻，几乎灭国。南宋与蒙古合力灭金的情形也大致如是。将来如果韩国有能力征得中国的默许，统一半岛，则中韩之间也将失去缓冲地带，要保证不出现边界纠纷，中国自身的强大是最重要因素。

1387年，明朝快速进军，降伏了东北的元朝残余势力，打乱了高丽拟定的趁元朝衰退向辽东扩张的计划。1388年，高丽主战派决定出兵，从明军手里夺取辽东。但统军将领李成桂极力反对，在意见遭否定后，断然回军发动政变。四年后1392年，正式废黜国王，改号朝鲜。——从这一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迅速有力的措施、稳固的政治力量及其震慑效果，是确保中国与统一后的朝鲜边界稳定的基础；而边界的稳定又常常是国与国关系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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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ton Laudeen, In the Grip of Bandits and Yet in the hands of God, US, 1925
[2]Tinko Pawley, My Bandit Hosts, London, 1933

北族入华东西有别

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2006/07/2529013.html

中国自形成稳定的农业文明形态后，就在北方内陆亚洲边疆不断与北方各族发生冲突、激荡、交流、与融合。自秦汉以降，更曾遭受四次大规模北族入侵，一个总体的趋向是入侵越来越深入和成功，不过这通常归于东北各族；西北各族除了沙陀外，很少成功入主中原建立政权[1]，也更难被同化于汉文化之中。

入侵方向和地理因素

农业文明因为和土地所有权紧密相连，倾向于静止、自足、和封闭；与之相反，游牧和海洋文明往往贫瘠难以自足，要在一个开放体系内与定居社会做交易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实现这一愿望只有两种手段：贸易或战争，在条件对自己有利时坚决地定居者索取。

在亚洲东部，中原地带是产出最肥沃的土地，因此，古代的游牧行国非遭致命打击，其目光是不会从这里移开的。从蒙古高原东部直到匈牙利，是一片广阔的欧亚大陆草原，其间没有天险，因此历史上至少发生了四次因亚洲东部开端的蛮族迁徙，一浪浪向西推进，引发连环反应，一直波及到欧洲：即匈奴、柔然（阿瓦尔人）、突厥、蒙古，前三次都与这些民族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遭到失败密切相关。

自古中国北方各族，由东到西基本可分为三类：通古斯系、蒙古系、突厥系。他们的入侵定向也与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通古斯系最倾向于向朝鲜和中国扩张；突厥系往往先将矛头指向天山南北及河中地区；而蒙古系介于两者之间。兴起于偏东北方向的东胡（乌丸、鲜卑）、契丹事实上通常对入侵中国更有兴趣，而蒙古13世纪的突然勃兴及大规模西征活动，无疑与9世纪后回鹘西迁后蒙古高原的权力真空状态有关。

北族入侵的规律之一，是一旦有一个民族征服了蒙古高原，通常其入侵方向就会首先指向阿尔泰山、天山、及河中地区。历史上只有三个游牧帝国同时向中亚的东西两部分扩展，即匈奴、突厥、蒙古帝国，他们都是在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之后，就着手对西域的征服。即使成吉思汗与金朝有深仇，也没有立刻大规模向南入侵，而是舍近求远，先行征服西域，因为自蒙古高原向西的干旱地带，在地理上是一个整体单位；对中国、伊朗两个定居文明的征服，是蒙古人最后才全面展开的，而对印度的军事行动拖得更晚。

蒙古高原被历史证明无论对争夺的那一方来说，是一个关键地带。满族征服的最主要方向是中原，不过在其1693年控制蒙古高原后，下一步也还是指向了天山南北及中亚。同样，历代中原王朝，无论汉唐，在与北方各族的较量中，首先要击败蒙古高原的强敌，才能控制西域和中亚，而像明朝那样无法取得持久有效胜利的，就只能放弃对西域脆弱的控制权。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北各族，常常在其扩张的起始阶段，就表现出坚定的入主中原的强烈愿望。无论鲜卑的慕容、拓跋、宇文三支，还是后来的契丹、女真、满族，大抵都在其初期就统率了不少从事农业的臣民，其农牧混合经济的特点与匈奴、突厥、蒙古游牧经济主体的特点非常不同。农牧混合经济有其优势，即有助于迅速借助于吸收汉文明而形成国家形态并加速扩张，但这一统治的最终结局，通常总是以农业文明占优势告终，整个民族遭到彻底同化。保持较纯粹游牧经济形态的，由于其高度流动性，往往能建立起地域广阔得多的帝国，而且相对也比较难以被中国文明所同化，除非他们内迁到农牧混合地带。

东北各族通常对西域兴趣冷淡。鲜卑取代匈奴后，压力方向主要朝南，而非指向西域；突厥此后能在金山一带崛起，与鲜卑侧重东部的战略不无关系。拓跋魏对向西域扩张也态度极为消极。9世纪回鹘退出蒙古高原后，契丹也一直没有对这一地域实施实质性的统治，甚至一度还邀请回鹘重回蒙古高原，遭到已定居的后者拒绝——也因此，后来耶律大石西迁时，契丹族与西域各族的关系能那么好。至于女真族的金朝，认为蒙古高原“得其地不可居，得其人不可用”，所以执行一种定期剿杀蒙古人的残酷策略——这一心态已经非常接近一个农业文明的汉族王朝。

对入侵的指向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地理上的就近原则，例如南北朝时的羯族，本出中亚，但在中国北方建立王国的模式及汉化速度，与东北各族类似；沙陀族在五代建立自己王国的情形，也与之类似，即该族首先在一个农牧混合地带生活多年，并长期作为政府的雇佣军人阶层。这个模式是十三四世纪后突厥人在中亚、西亚各地夺取政权时反复上演。

经济形态与入侵

北方各族在入侵时，按掠夺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缴获品、人力、土地，这三者是递进的。通常最初他们满足于夺取一些财宝和物资，其后意识到掠夺人口可以增强奴隶经济和自身军事实力，最终才发展到占领土地、割地为王、乃至夺取天下。

如上所论，东北各族常在其兴起之初就有一种农牧混合经济，一旦入侵，其最终目的是取代中原王朝，在对这三阶段的递进中，他们通常进展要快得多，如慕容鲜卑、女真、满族，几乎都是在几年内快速进入第三阶段。原因之一是东北地区年降雨量在375毫米线以上，有些是宜农地带；女真等族的渔猎经济，能养活的人又太少[2]，所以一旦扩张，必定会迅速开始大量掳掠人口以为征服之用。

西北各族的游牧形态，使这些民族在入侵时，往往长期满足于物资，突厥强盛时可汗坐拥强兵，以南有二儿（北齐、北周皇帝）孝顺洋洋得意，却不见其有吞并天下之志。游牧民族掳掠并吞各部落是常态，但掳掠农业人口也相对较少，因为其经济形态能养活人的资源太有限；而占领农业地区的土地在游牧文明下无法利用，除非废弃为草原，否则就只能占领后再行退出。以上原因使西北各族对入主中原的积极性不高。事实上，直到欧洲人入侵时代，亚洲各地通常仍不习惯于土地战斗（与缴获物相比）。

就中国史的情形看，一个占据蒙古高原的强大游牧民族，往往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需要作长期的斗争，因此长期以来，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都偏重西北。通常情况下是中国短暂取得对蒙古高原的控制权，但因土地利用方式的矛盾再被迫退出，不过这一胜利又使中国再向西域扩张，而失败的北族则向西迁徙逃逸。这一规模只有一次例外，即蒙古人的巨大成功。原因是当时中国处在分裂之中，而且西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已经衰落。

从很多意义上说，安史之乱是中国秦汉至晚清两千年史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乱后，中原王朝被迫调整军事战略布局，将重心移向东北。但由于幽云十六州（一个重要的农牧混合地带）的割让，在此后一千年里都将处于被动状态。东北各族就军事力量而言，实未能与之前的匈奴、突厥等比，但其征服的深入和成功，却是空前的。除了其坚定、单一的方向外，无疑也与农牧混合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有关。历史证明，这种混合地带的政治集团，往往具备高度的尚武精神和极强的战斗力（如战国时的赵国），以及文化上对定居文明的亲近感。

同化与冲突烈度

东北、西北各族入侵方向的不同，导致历史结果的重大差异。其中之一表现在对文化的同化力上。东北各族由于其农牧混合的经济、较少的人口及入侵定向的原因，在其成功的入侵后，结果通常是缓慢地被汉族所同化。而西北干旱地区的各族则不同，其经济形态更以畜牧业为主，而其首选入侵地区也是天山南北和河中，因此更容易受这些绿洲城市居民的影响。

匈奴人曾采用的文书据考证应是中亚粟特文，突厥人与粟特文明的关系也远比与汉文明接近，至于蒙古人，在入侵西域后，创制的文字体系也以阿拉马字母为基础。西域、河中的富庶对古代游牧民族是个强大的诱惑，西突厥即远比东突厥富庶。首先入侵这一地域的游牧民族很容易受感染，因为中亚文明也是一高度发达的文明，因此，蒙古人在占领西域后再入侵中国，也不觉得中国文明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元朝，由于能占据文化职位的蒙古人为数始终不多，最受器重者是畏吾尔人。成吉思汗本人就偏重畏吾尔人的文明，原因不仅因为它是被蒙古人征服的第一个高度文明的种族[3]、且未作任何抵抗，也因这一文明形态最接近于游牧人。当时大量蒙古青年学习畏吾尔文，“掌握这种文化既不破坏这个阶层的统一，又不破坏他们对草原传统的热忱”。蒙古军占领波斯时，掌握蒙古语以及畏吾尔文的知识成为为蒙古政权效劳的行政官不可缺少的条件。元朝的方针是尽可能不选用汉人、南人，除非为支撑复杂的国家机构时不得不用。蒙元汉化的速度非常慢，这是它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不过也是它败亡后还能撤退到漠北的因素。

蒙元轻视汉人之甚及汉化之浅，与中原、南方在其侵略顺序中位置靠后有莫大关系，如彼一开始就率先南侵，则首先影响蒙古人的文化就不是中亚文明，而是中国文明了。蒙古人不珍惜中国文明直接导致的逻辑就是对毁地为牧场、杀戮汉人均持理所当然的姿态，这必然遭致普遍反抗，其强度即使以蒙古人的武力，也是无力作长期彻底压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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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差别曾由王小甫在《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一书中提及，不过他只是在“总论”的注解中淡淡提了一笔，说到西北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完全相同”，承认这一问题需要另行专门研究。
[2]Adam Smith《国富论》下册：“狩猎者的队伍，通常不过二三百人，因为狩猎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既不确定，许多人如长久住在一起，必无法维持。[游牧者则或达二三十万人]”
[3]征服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如元朝时西夏人也算色目人，位在汉人、南人之上。按党项族及西夏人多数是黄皮肤黑眼睛者，与汉人无异，蒙古人这样列，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征服西夏较对金朝、南宋为早。